福建11选五玩法说明

 首頁 >> 法學
儒法官僚法制理論爭辯的當代反思與重構
2019年12月03日 10:26 來源:《天府新論》2019年第1期 作者:謝紅星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謝紅星,法學博士,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法律史。南昌 330032

  內容提要: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和法家對新興職業化官僚的知識結構、品德修養、仕宦作為、守法用法進行過充分的論述和爭辯。儒家“士道”期待職業官僚由士君子構成,普遍具備士君子的知識、人格、德性、素養;法家“吏道”則期待官僚是精通專業、忠君盡職、剛猛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傳統中國“官吏兩分”、“官尊吏卑”卻又“吏強官弱”,論者多歸咎于科舉選官以詩詞歌賦或經義為內容、嚴重脫離行政實踐的選拔標準及由此導致的儒生官員的知識結構,但從根本上說,人文知識和專業知識之間并無真正的高下之分,官僚的氣質、境界、人格魅力對行政管理的襄助,絕不在他學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之下;職業公德和個人私德之間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開,公務人員的職業公德和個人私德是一個一致的、有機的整體;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的制度設計使儒生直接越過低等吏職而任官,欠缺行政歷練和經驗,最終造成行政能力不足和“吏強官弱”。在信息化技術沖擊傳統科層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當代,需反思傳統的金字塔式的官僚體系及其構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為主干的官僚隊伍。儒家“士道”與法家“吏道”的融合、貫通和互補,正可為此提供一種思路。

  關 鍵 詞:士道/吏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官僚病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法治視角下傳統中國隱性腐敗治理研究”(編號:15BFX017)的階段性成果。

  嚴格對政府公務人員的素質要求、嚴控官僚群體的入口和流動渠道,是當前促進政府依法行政和有效治理的必要舉措。推進政府依法行政和有效治理不僅要扎緊約束權力行使的制度籠子,也需要一批自愿接受制度約束并在接受約束的同時能積極履職、服務于民的高素質人才。在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的新時代,政府公務人員應該具備何種素質?黨和國家應如何選拔并有效管理公務員隊伍?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和法家對新興職業化官僚的知識結構、品德修養、仕宦作為、守法用法進行過充分的論述和爭辯,建構了傳統官僚法制理論的基本框架,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意義的觀點,有助于厘清今人之惑,為回答上述問題提供思路。本文擬對此進行探討。

  一、士道與吏道:儒法官僚法制理論之辯

  中國的中央集權帝國與官僚制政府,成立于秦朝,而發軔于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之際,社會階級劇烈變動,平民獲得了遠較此前為多的學習掌握知識技能的機會,與此同時,“道術將為天下裂”,①文明的進步、社會生活的復雜化以及列國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兵刑錢谷等行政事務日益復雜化和專門化,行政事務從彌散性、包容性的禮樂文化中分化出來。這一切使得職業化官僚和官僚制政府既是必需也成為可能,官僚制政府和職業化官僚的出現勢不可擋,成為各國持續推進的變法運動的重要內容。在“處士橫議”的爭鳴時代,官僚制和職業化官僚這樣一種嶄新的、勢不可擋的社會現象,勢必引起百家特別是以救世為己任的儒法兩家的關注。儒法兩家對于新興官僚制下官僚的知識結構、品德修養、仕宦作為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實際上建構起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條件的理論體系。

  (一)官僚知識結構之辯

  儒家認為官僚應該擁有淵博的知識和深厚的人文素養,而非僅精通其管理所需的專業知識。儒家未必否認帝國職業官僚應熟悉掌握兵刑錢谷等具體業務知識,但同時堅持“君子不器”②,認為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作為“治人者”的官僚不應該被自己的專業和管理的業務所限,而應該“博學于文,約之以禮”③?!啊硬黃鰲飧齷駒虻囊饉際牽核親暈夷康?,而不像工具那樣派一種專門用場的手段”④,職業官僚群體固然是應行政事務的復雜化、專門化而產生的,但擔任官職的個人絕不應淪為處理兵刑錢谷、唯務奉法行令的行政工具。進而言之,雖然兵刑錢谷等專業知識為出仕所必需,但知識階層不應汲汲于獲得獵取功名利祿的實用知識,不應為專業所桎梏、為知識所奴役,而應“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以“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人不知而不慍”之超脫愉悅的心態去學習,⑤既專注于一,精益求精,又博采眾長,融會貫通,接受培養德性的全面教育而非僅僅職業教育,完成人格的自我完善和超越。

  相反,法家認為官僚必須掌握兵刑錢谷等與行政事務直接相關的實用知識,不需要也不可以學習掌握詩書禮樂等“無用”的人文知識。法家以富國強兵為己任,看重錢糧財賦、刑獄兵備等與“富強”直接相關的現實功利,并以之作為考核官員“功”“能”的標準。法家所謂“功”,乃行政之功;法家所謂“能”,乃治事之能。法家所謂有用的知識,是直接有助于富國強兵的行政管理的具體知識與技能,法家認為這就是作為帝國官僚必須掌握的知識技能:它是識字通書的知識技能,而非以文亂法的知識技能;是通曉律令的知識技能,而非橫議法律的知識技能;是熟悉庶務的知識技能,而非“材劇志大”卻又眼高手低的知識技能。法家禁止學習以儒家詩書禮樂為主的人文知識,認為它們不僅無用,而且會培養出一批“文學之士”,足以妨害富國強兵的國家目標,“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⑥

  (二)官僚品德修養之辯

  儒家認為官僚應當具備全面的品德修養。官僚不僅應當擁有淵博的知識和深厚的人文素養,還應當具備完善的人格和理想的德性,包括:敬畏天命,守死善道,“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⑦,“君子去仁,惡乎成名”⑧;孝悌忠信,“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⑨;安貧樂道,“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⑩;經世濟用,“邦有道,谷”,“不仕無義”(11);溫良恭儉,“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12)。總之,儒家要求官僚具有全面的品德修養,不但要具備其任職所需的職業公德,還要具備堪為他人楷模的私德。

  相反,法家要求官僚具備“公”、“忠”等職業公德,但不強求具備完美的私德。法家區分人之公德與私德,并從國家主義的立場出發,對官僚的職業公德提出高要求。法家要求官僚的職業公德,是“公”與“忠”。公,指公忠體國、公正廉潔、公而忘私,法家要求官僚化身為國家法律的人格化載體,做到不私親,不遺愛,不私議,不私交,不私朝,不私黨,不枉法為私利,不為私善;忠,指尊從君主,盡職盡能,法家要求官僚遵奉君主法令,履行法定職責,投入十分的精力和智能為君主分憂解難,為國家的富強鞠躬盡瘁。但同時,法家對官僚的私德不做強制要求,一是因為“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13),只要君主“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14),則“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15);二是因為仁義孝悌等私德與國家行政毫不相干,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正如忠臣未必是孝子,孝子未必為忠臣。在各種道德規范發生沖突時,法家尚公而去私,對匹夫之善、私門之義等私德給予了堅決的否定。

  (三)官僚仕宦作為之辯

  儒家主張官僚的仕宦作為應當符合王道政治的理念。儒家認為知識精英出仕的根本目的應當是踐行王道政治,實現“達則兼濟天下”的政治抱負,而非謀取功名利祿,他們不應為出仕而放棄所行之道,更不應為求官、保官而喪失獨立人格,“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16)。官僚在仕宦生涯中應當積極有為,敢于“格君心之非”(17),善于“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18),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以“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19)的社稷之臣自任,施行以德服人、以民為本的仁政。

  相反,法家要求官僚忠誠于國家立場、國家利益,不折不扣地執行富國強兵的國家戰略及與此相應的政策法令。法家要求官僚在行政過程中完全站在國家立場,服務于國家利益,無須太過顧及百姓的利益和感受:為了增加國家財政,重賦于民是可以的,“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20);為了禁奸止奸,重刑于民也無所謂不人道,“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21)。當然,法家也偶有法律“愛民”、治國“利民”之說,“法者所以愛民也”(22),“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從其欲,期于利民而已”(23),但這只是從結果意義上講。就行政過程而言,法家強調“仁之不可以為治”,主張“吏于民無愛”(24),要求官僚舍棄無謂的同情、憐憫、自責、不安等情感,嚴格執行國家政策法令,一心一意謀求國家利益。

  (四)官僚守法用法之辯

  儒家認為官僚應當知禮懂法,貫通禮法,靈活用法。春秋戰國之世,適應公共事務規?;?、復雜化、專門化的發展趨勢,普遍、統一、確定、規范化的制定法取代西周時期那種介于俗法之間、相對不夠分化不夠規范的禮,日益成為國家治理的主要依據和準則。于此,儒家雖不能不承認制定法為國家治理之必需,卻又堅持認為制定法之上存在一種更全面更正義的高級法即禮,認為禮是人道的表達,是傳統的延續,是王道政治的制度載體,因此,禮高于制定法,禮指導制定法,禮解釋制定法,禮甚至可以在一定情形下取代制定法而適用。儒家對出自君的制定法的評價并不高,“不可以經國定分”,“有良法而亂者,有之”,(25)認為由知識精英出任的官僚才是國家善治的關鍵。官僚要知法、守法卻不必拘于法,他們應當從人道的高度理解制定法,從禮樂的深度解釋制定法,在適用過程中用“以類行雜,以一行萬”(26)的類舉方法彌補制定法的漏洞,積極解釋、拓展、完善制定法,使其最終符合王道政治和禮樂精神,而不是死守法條,無所作為。

  相反,法家要求官僚絕對守法,嚴格執法,不許逾越、偏離法律一絲一毫。盡管法家“法治”有“立法權不能正本清源”(27)的缺點,盡管經常被批評為過分尊君卑臣和崇尚權勢,但法家對于法律和“法治”,確有一種超乎異常的信仰,他們相信法律的精確和理性,相信法律的公正與公信,相信“法雖不善,猶愈于無法”(28)。由此,他們要求官僚絕對遵守法律,嚴格執行法律,即使法律有缺漏,也不可以自行補正,因為官僚有守法之責,無造法之權,“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29),“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30)。法家強調立法權在君主之手,官僚必須嚴守分際,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執行法律,絕不可超越職權,即使是出于一片公心以及事后證明達到了好的行政結果也不行,“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31)。相比于法律疏失造成的損害,法家認為官僚不守法、超越職權本身就是更大的損害,“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32)。

  綜上所述,儒家期待的職業官僚,是符合其標準和要求的“君子”或“士君子”,“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33)。士君子是具有理想人格和道德修養、掌握知識技能、傳承創新禮樂文化的知識精英,他們“文質彬彬”,“仁為己任”,“自強不息”,是社會道義的擔當者、文化傳承創新的載體、實踐王道和仁政的中堅力量。易言之,儒家期待帝國官僚都由士君子構成,期待帝國官僚普遍具備士君子的知識、人格、德性、素養,期待由士君子組成的官僚制政府能夠施行仁政。此種關于官僚的理論,可名之為“士道”。與之相對應的是,法家構想的帝國行政,是理性、專業、可預測可控制的法制化行政,法家期待的帝國官僚,也由此是精通專業而無須博聞強識、忠君盡職而不求私德無虧、剛猛為政而不存婦人之仁、以死守法而不逾越一絲一毫的專才、干才兼忠仆。此種關于官僚的理論,本文稱其為“吏道”。

作者簡介

姓名:謝紅星 工作單位: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福建11选五玩法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