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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互聯經濟格局重構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 ——基于全球價值鏈的視角
2019年11月29日 09:22 來源:《當代亞太》2018年第4期 作者:馬濤 盛斌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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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隨著經濟全球化推動亞太經濟不斷向縱深發展,亞太互聯經濟已成為全球性議題。文章運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從全球價值鏈的視角分析認為,中國等主要經濟體已經成為亞太價值鏈和國際秩序重構的“朱格諾”,一些曾經貧困的東南亞國家正開啟新一輪的工業化,并引致亞太互聯經濟格局的演變。與此同時,當前逆全球化浪潮已經通過國際秩序重構影響了亞太互聯經濟的發展;亞太國家政治經濟博弈、區域一體化碎片化的整合也加劇了亞太區域經濟構架變動;美國亞太戰略轉變和“新重商主義”給亞太互聯經濟帶來了不確定性并形成了阻力。文章還利用投入產出方法模擬了中美貿易沖突的嚴重后果。中國的崛起為亞太互聯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也為其指明了發展方向。

    關鍵詞:逆全球化/ 亞太互聯經濟/ 國際秩序重構/ 全球價值鏈/

    作者簡介:馬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盛斌,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標題注釋:本文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應急管理項目“貿易增加值核算體系的演進及影響:國際比較研究”(項目編號:71441013)、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低碳經濟下金磚國家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模式研究”(項目編號:13CGJ027)和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亞太區域合作與‘一帶一路’倡議相互促進的路徑與策略研究”(項目編號:ZX20170221)的資助,同時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項目“經濟全球化新趨勢與中國全面開放新格局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經濟全球化或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期。當時,由于科學技術進步和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貿易、資本和勞動力流動顯著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很多國家實施?;ぶ饕宕朧?,全球化進程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全球化重獲發展,并不斷深化至今。縱觀全球,亞太地區經濟的繁榮正是經濟全球化推動地區發展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互聯經濟體(Interconnected Economies)這一概念由此產生。①互聯經濟體之間產生的經濟聯系,我們稱之為互聯經濟。2014年,中國舉辦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通過了構建融合、創新、互聯的亞太的北京綱領。②2016年,中國杭州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提出構建創新、活力、互聯和包容的世界經濟。2017年,德國漢堡G20峰會的主題也是塑造互聯的世界。由此可見,互聯經濟已成為世人矚目的全球性議題。

  互聯經濟是經濟全球化更為專業的一種表述。一般來說,互聯經濟指通過消除貿易壁壘或者聯結金融潛能而形成的巨大經濟體量,進而通往深度經濟一體化;參與互聯經濟的經濟體不僅通過貿易,還通過投資或者生產外包的方式,進行大量的商品合作生產與交易;互聯經濟借助全球或者區域價值鏈,通過專業化分工,把參與其中的經濟體聯結起來,彼此相互合作與影響。這也是本文選擇從全球價值鏈的視角研究亞太互聯經濟的初衷。

  一、亞太互聯經濟的理論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深化的經濟全球化使得國際分工越來越細化。在貿易方面,從產業內分工發展為以產品內分工為主,使生產專業化更加細化。隨著雙邊投資協定(BITs)和區域貿易協定中投資條款的不斷增多,投資國和引資國的各種投資動機促使跨國公司業務遍及亞太國家/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格局日新月異,這些都影響著亞太互聯經濟的發展與變化。全球化是亞太國家/地區經濟繁榮的強勁推動力。為了保證全球化始終保持正向的推動力,各國不僅要推行有序的國內改革,還要積極參與基于國際規則的合作。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學者對亞太經濟發展格局和戰略進行了國際政治經濟分析。③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著作《全球化的悖論》中,闡述了19世紀早期形成全球化時代的三個重要變化:一是各種新技術的出現,如蒸汽輪船、鐵路和電報等交通通信技術革命極大地降低了貿易成本;二是隨著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思想的傳播,使世界主要經濟體政府放松了對貿易的限制,諸如對進口關稅的限制;三是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廣泛采用的金本位制使資本能夠在國家間自由流動,這使國家不必擔憂貨幣價值和其他金融問題的任意變化。④以上三個方面的變革為亞太互聯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理論指導和要素流動的多方面基礎。

  邁克爾·馬斯坦杜諾(Michael Mastanduno)將20世紀最后十年亞太地區政治經濟發生的重要轉變歸納為三個方面:美國和日本經濟競爭的終結、挑戰“華盛頓共識”的新興經濟體的最優對外經濟戰略,以及美國單極霸權的延續。對上述轉變的深刻理解,需要關注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力量的相互影響。⑤除此以外,馬克·希利(Mark Hiley)認為,亞太地區國家經濟環境和國內比較優勢經歷了明顯的結構轉變和再調整,特別是亞洲國家制造業部門的工業化進程和出口模式的變化,加速了上述結構轉變。⑥正是這種經濟結構和國際分工模式的轉變,亞太地區價值鏈合作模式不斷蔓延,由此加速了該地區互聯經濟的深入發展。

  目前,亞太互聯經濟已經進入深度一體化階段,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奇?!閉鵓聳瀾?。魏燕慎認為,早在20世紀中后期,隨著亞太地區“增長三角”經濟合作區的出現與迅速發展,“增長三角”成為新的經濟合作形式。⑦正如高連福強調,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也造就了“亞太世紀”之說的成立,即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東亞地區經濟地位得到進一步提高,進而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⑧關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彭思達等認為,在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新經濟中,美國通過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經濟結構升級和轉移效應、經濟互補效應以及各國間經濟制度和發展狀況的差異,對亞太經濟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也使美國在亞太經濟格局中的超強地位進一步強化。⑨對于亞太地區的國際規則,高程認為,美國改變對國際規則的戰略定位和操縱方式體現在其對外政策上,其一是將構建規則網絡的重點由全球范圍轉向亞太地區,其二是建立以發達國家集團訴求為基礎的國際經濟規則圈。⑩李俊江也強調,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亞太經濟戰略成為美國對外經濟戰略的重要內容,美國以亞太地區作為實施全球戰略的重要立足點和出發點,以貿易、投資與技術輸出和經濟援助為手段,全方位參與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加深與亞太各國的經濟聯系。(11)

  現實中,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正是這種發展水平的異質性造就了國家比較優勢的不同。20世紀6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生產體系經歷了以進口替代促進出口導向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演進為目前盛行的錯綜復雜的價值鏈體系,這種分工充分體現了比較優勢理論的現實應用(更確切地說是競爭優勢)。21世紀初,“雁行模式”的更迭體現了亞太產業的轉型與轉移,隨著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不斷攀升,越南、孟加拉國、柬埔寨等國的制造業也正在崛起,這些曾經貧困的東南亞國家開啟了新一輪的工業化。目前,一方面,亞太互聯經濟格局出現了動態變化,國家間在經濟產業結構上的更迭使亞太經濟結構呈現重構的趨勢。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行逆全球化之道的美國,正聯合亞太的政治盟友并利用國際經貿新規則,與中國在亞太地區展開了大國關系的博弈;另一方面,國際秩序重構(或國際規則的重塑)與亞太互聯經濟格局重構,雖然兩者是沿著兩條軌跡并行發生的,但彼此之間存在必然聯系。所以,本文的研究重點是國際秩序重構如何影響亞太互聯經濟格局的重構。

  亞太互聯經濟的深入發展是經濟全球化強有力的支撐和佐證。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GVCs)/區域價值鏈(Regional Value Chains,RVCs)是經濟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更是驅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推力。本文的創新之處:從全球價值鏈的視角對亞太互聯經濟格局重構進行國際政治經濟分析。亞太國家之間內生變量(主要指國家間經濟產業結構的重構)的變化與國家間政治關系的博弈,將對亞太互聯經濟格局產生巨大的挑戰,特別是國家間的政治角力還會對其發展形成一定阻力。本文還利用投入產出方法對中美貿易沖突進行了模擬,以實證方法闡釋美國?;ぶ饕宓難現睪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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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馬濤 盛斌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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