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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郭沫若《一封信的問題》的寫作與評價 ——兼談前見對學術研究的負面影響
2019年12月15日 08:05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19年第2期 作者:廖久明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1946年出版的《魯迅書簡》中收錄了魯迅致姚克信,該信提到,敬隱漁說他將羅曼·羅蘭評《阿Q正傳》的信寄給創造社后“永無下落”。1947年,許壽裳發表《亡友魯迅印象記》說創造社“把這封信抹煞”了。郭沫若隨即寫了《一封信的問題》,認為不可能存在“把這封信抹煞”的情況。魯歌根據新時期披露的“敬隱漁信”和魯迅日記認為:“郭沫若的辯駁與說法則基本上是不妥當的”。事實上,郭沫若當時不可能看見這些材料。我們只能說郭沫若的辯解受到資料的限制,不能說郭沫若的辯駁不妥當。魯歌等人之所以誤判,是因為“魯迅研究專家”的身份蒙蔽了他們的眼睛。通過逐段駁斥魯歌《關于羅曼·羅蘭評〈阿Q正傳〉的一封信》,可以在分析中明了事實真相;以此為例,說明了前見對學術研究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郭沫若 魯迅 魯歌 《一封信的問題》

  基金項目:本文為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2018年度基地重大項目“‘天才’敬隱漁相關問題論考”(SC18EZD011)階段成果。

  作者廖久明,樂山師范學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教授(樂山614000)。

 

  在郭沫若作品中,以下四篇涉及“一封信”的問題:《〈魯迅傳〉中的誤謬》(1935年1月1日)、《魯迅を吊る》(1936年10月22日)、《偉大的戰士,安息吧——悼念羅曼·羅蘭》(1945年1月18日)、《一封信的問題》(1947年8月30日)。本文為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2018年度基地重大項目“‘天才’敬隱漁相關問題論考”(SC18EZD011)階段成果。其中,《一封信的問題》寫得最詳細。在戈寶權的《談〈阿Q正傳〉的法文譯本》在《南開大學學報》1977年第6期發表之前,該文可以說是人們了解敬隱漁的主要材料。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對讀一下,戈寶權在寫作《談〈阿Q正傳〉的法文譯本》時,對敬隱漁的介紹實際上主要來自郭沫若的《一封信的問題》或以此為線索。[1]魯歌曾如此評價該文:“郭沫若對魯迅的辯駁是沒有道理的,他的說法基本錯誤,創造社壓下羅曼·羅蘭評《阿Q正傳》的信不予發表,弄得此信‘永無下落’,本來就是不對的,郭沫若同志既不了解情況,又進而為之辯解、護短,則更是錯上加錯?!盵2]王錫榮認為“魯歌的分析應該說還是比較有說服力的”:“他進一步澄清了戈寶權先生沒有涉及的一些問題,尤其是這樣兩點:對于這事,魯迅說的有沒有錯?郭沫若說的對不對?答案是:魯迅所有提法并沒有錯,郭沫若除對‘信’的形式認定外,各種理由基本不成立。這就排除了很多擾亂人們視線的障礙物,把整個問題的結論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使結論的基本輪廓顯現出來了?!盵3]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現不揣淺陋寫作本文,按照該文內容先后談談自己的看法,還請方家多多批評指正。

  一

  魯歌在《關于羅曼·羅蘭評〈阿Q正傳〉的一封信的問題》的開篇如此寫道:

  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是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的杰作,它問世以后不久即獲得了世界進步文化界的好評。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在致《阿Q正傳》的法文譯者敬隱漁的信中就對它作過很高的評價,但可惜這評語的全文已經無法找到了。魯迅此事發過很深的感慨,他在1933年12月19 日致姚克信中說道:“羅蘭的評語,我想將永遠找不到。據譯者敬隱漁說,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給創造社——他久在法國,不知道這社是很討厭我的——請他們發表,而從此就永無下落。這事已經太久,無可查考,我以為索性不必搜尋了?!甭逞甘攀籃?,魯迅夫人許廣平曾把魯迅這封信的手跡編入《魯迅書簡》影印發行。曾經是創造社主將的郭沫若同志讀了這封信的原稿后,寫了一篇《一封信的問題》,發表在1947年10月出版的《人世間》第七期上,后收入《天地玄黃》一書,解放后又收入《沫若文集》第13卷,對此事進行了辯駁,認為不可能有羅曼·羅蘭的這樣的一封信,創造社也決不會抹煞這一封信。是魯迅先生說得對?還是郭沫若同志說得對?弄清這一問題對了解《阿Q正傳》在國際上的評價與地位,對認識魯迅與創造社之間的關系,對實事求是地評論與判定魯迅與郭沫若這兩位重要作家的言論、觀點的是與非,對科學地認識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世界進步文化史上的這一積案,都是有益的。以前我對這一問題也沒有弄清楚,經過一番鉆研之后,才把問題弄明白了。現不揣淺陋地談談我的看法,僅供魯迅、郭沫若研究者、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者以及廣大讀者參考。

  郭沫若在《一封信的問題》的開篇如此寫道:

  今天展讀《人世間》第六號許壽裳先生所寫的《亡友魯迅印象記》,有這樣一節:

  他又告訴我:羅曼·羅蘭談到敬隱漁的法譯《阿Q正傳》說道,這部諷刺的寫實作品是世界的,法國大革命時也有過阿Q,我永遠忘記不了阿Q那副苦惱的面孔。因之羅氏寫了一封給我的信托創造社轉致,而我并沒收到。因為那時創造社對我筆戰方酣,任意攻擊,便把這封信抹煞了?!逞桿蛋找恍?,我聽了為之憮然。

  許先生敘述很娓婉,而于措辭之中卻嚴正地寓有春秋褒貶的筆法。魯迅的“一笑”自然表盡魯迅的寬大與不念舊惡,而壽裳先生的“憮然”則既悲文物之堙滅,復憫人性之卑劣,真是慨乎其難言了。

  不過這個問題卻是值得追究的一個問題。[4]

  兩相比較不難發現,魯歌的說法與事實不符:郭沫若不是看見《魯迅書簡》中魯迅1933年12月19日致姚克信就寫作《一封信的問題》,而是看見許壽裳的《亡友魯迅印象記》才寫作該文。許廣平編、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書簡》的出版時間是1946年10月;據落款,《一封信的問題》寫作于1947年8月30日,郭沫若在該文中如此寫道:“半年前承一位朋友送我一冊許廣平編印的《魯迅書簡》, 這是魯迅手筆原稿的影印。我看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答Y的信上,正由魯迅的親筆提出了這個問題?!庇紗絲芍?,《魯迅書簡》1946年10月出版后,直到1947年2月左右才“承一位朋友”送給郭沫若,盡管從中看見了魯迅的該信,卻并未寫作文章辯解,直到看見許壽裳發表在《人世間》復刊第6期(1947年8月20日)上的《亡友魯迅印象記》后,他才寫作《一封信的問題》。魯歌的說法給人的感覺是:郭沫若一看見《魯迅書簡》就寫作該文,這是無視事實的說法,非常令人遺憾!盡管魯歌在自己的文章中高度評價搞清楚“一封信”問題的重要意義:“弄清這一問題對了解《阿Q正傳》在國際上的評價與地位,對認識魯迅與創造社之間的關系,對實事求是地評論與判定魯迅與郭沫若這兩位重要作家的言論、觀點的是與非,對科學地認識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世界進步文化史上的這一積案,都是有益的”,如此做法卻注定他達不到目的。順便指出,郭沫若的《一封信的問題》發表在1947年10月1日出版的《人世間》復刊第2卷第1期,魯歌文中的“發表在1947年10月出版的《人世間》第七期”的刊期應該來自于《一封信的問題》中的以下文字:“今天展讀《人世間》第六號許壽裳先生所寫的《亡友魯迅印象記》……”查1954年新文藝出版社重印的《天地玄黃》,該文在第561—568頁,查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13卷,該文在第476—483頁,均沒有交代出處。由此可知,魯歌文中的“發表在1947年10月出版的《人世間》第七期”只可能來自推斷或照抄他人推斷出來的說法:既然許壽裳的文章發表在“第六期”,那么郭沫若的文章就應該發表在“第七期”。

  魯歌在引文中如此寫道:“以前我對這一問題也沒有弄清楚,經過一番鉆研之后,才把問題弄明白了?!彼坪醣疚乃垂鄣?、材料都來自魯歌自己,但是,與戈寶權的《談〈阿Q正傳〉的法文譯本》對讀一下不難發現,至少文中出現了五次的“‘一封信’指的是羅曼·羅蘭給敬隱漁的信”的觀點來自戈寶權的以下文字:“現從不少線索中查明,羅曼·羅蘭并沒有直接寫過信給魯迅,只不過在他復敬隱漁的信中談到他對《阿Q正傳》的評語,這從前面初次發表的敬隱漁在1926年1月24日寫給魯迅的信中的話,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崩磧墑牽郝掣璨⒚揮興得饕歡熱銜瞇擰笆侵嘎蘼ぢ蘩幾逞傅男擰鋇淖約何裁春罄錘謀淞斯鄣?,并且從他引用的資料中無法得出該觀點。戈寶權在寫作《談〈阿Q正傳〉的法文譯本》時,“承北京魯迅博物館同意”,把敬隱漁1926年1月24日致魯迅信(以下簡稱“敬隱漁信”)“初次公開發表出來”,“為我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材料,解決了非常重要的問題”。[5]魯歌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引用了該信的第一段,由于他沒有交代出處,是否也來自戈文只好存疑。

  二

  魯歌如此寫道:

  上面所引的魯迅致姚克信中的文字,可以說沒有任何錯誤。魯迅說:“據譯者敬隱漁說,那是一封信”,魯迅非常清楚,那“一封信”指的是羅曼·羅蘭給敬隱漁的信。郭沫若沒有弄明白魯迅的意思,誤以為“一封信”指的是羅曼·羅蘭給魯迅的信,有的研究者也作了這樣的誤解,于是認為魯迅所說有疏誤。這是不應該的。

  認真看看“魯迅信”可以知道,魯迅只在信中說“那是一封信”,該信到底是寫給魯迅的還是敬隱漁的,魯迅并未說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能指責“郭沫若沒有弄明白魯迅的意思”?

  看看魯歌文章中的以下文字可以知道,他也一度認為該信“是指羅曼·羅蘭給魯迅的信”:

  現在有的研究者和讀者之所以認為魯迅在這一問題上是錯誤的,郭沫若是正確的,關鍵在于沒有理解魯迅致姚克信中所說的“那是一封信”的真切含義。我過去也以為那是指羅曼·羅蘭給魯迅的信,其實不對,魯迅的意思是說那是羅曼·羅蘭給敬隱漁的一封信。如果把“那是一封信”的真正含義弄明白了,就可以看出魯迅在這一問題上并無一點錯誤。

  在筆者看來,魯歌終于“把‘那是一封信’的真正含義弄明白了”,是由于看了戈寶權的《談〈阿Q正傳〉的法文譯本》,而該文發表在《南開大學學報》1977年第6期上,后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阿Q正傳〉在國外》。我們怎能要求郭沫若1947年寫作《一封信的問題》時就“弄明白魯迅的意思”?應該是沒有看過《談〈阿Q正傳〉的法文譯本》的緣故,即使是該文發表后,仍然有人如此認為:“敬隱漁曾從羅曼·羅蘭那里帶來一封給魯迅的信,但他卻將信寄給了創造社?!盵6] 由此可知,郭沫若1947年寫作《一封信的問題》時沒有“弄明白魯迅的意思”很正常。

  實際上,根據魯迅友人許壽裳、胡風的相關文字可以知道,就“一封信”的意思而言,魯迅一度也理解為羅曼·羅蘭給自己寫了一封信:

  他又告訴我:“羅曼·羅蘭讀到敬隱漁的法譯《阿Q正傳》,說道:‘這部諷刺寫實作品是世界的,法國大革命時也有過阿Q,我永遠忘記不了阿Q那副苦惱的面孔?!蛑奘閑戳艘環飧業男磐寫叢焐繾?,而我并沒收到。因為那時創造社對我筆戰方酣,任意攻擊,便把這封信抹煞了?!甭逞桿蛋找恍?,我聽了為之憮然。[7]

  我每周總要去找一次書刊。一次,正遇見魯迅也在那里。他一面走著看兩面書架子上的書刊,一面和李小峰談話。他選出了創造社出的《洪水》。李小峰問他,羅曼·羅蘭給他的信,轉信人是不是會轉給他。他說,不會的,一定銷毀了。當時從報刊上知道,在法國的敬隱漁把《阿Q正傳》譯成了法文,送給羅曼·羅蘭看。羅蘭看了以后,托敬隱漁轉了一封信給魯迅,說阿Q的苦臉要永遠留在人間 。敬隱漁大概是把這封信寄給國內什么人轉給魯迅的。當時,我連上前向他致意的意思都沒有。我知道,我是不配向他請教什么的。[8]

  第一段引文出自許壽裳的《亡友魯迅印象記》,根據上下文難以準確判斷其談話時間。第二段引文出自胡風的《追憶魯迅先生》,回憶自己1926年在北京看見魯迅的情形。盡管兩人的回憶內容有所不同,卻都說羅曼·羅蘭給魯迅寫了一封信:“羅氏寫了一封給我的信托創造社轉致,而我并沒收到”、“羅蘭看了以后,托敬隱漁轉了一封信給魯迅”。由此可知,魯迅確實一度理解為羅曼·羅蘭給自己寫了一封信。

  三

  魯歌如此寫道:

  從以上記載可知,敬隱漁至少曾有七封信給魯迅,魯迅也至少有三封信給敬隱漁??上У氖?,除了1926年1月24日敬隱漁寫寄給魯迅的一封信之外,其它各信至今尚未發現。但從這僅存的一封信中,也就可以知道魯迅1933年12月19日致姚克信中的話完全是事實而非捏造或疏誤。羅曼·羅蘭寫寄給敬隱漁的評《阿Q正傳》的信,的確是由敬隱漁寄給創造社了,該社一直不予發表,難道這不是“很討厭”魯迅的一個明證嗎?魯迅說“而從此就永無下落”,這也是事實,到魯迅寫此信時已有七、八年之久,而關于羅曼·羅蘭評《阿Q正傳》的信竟一點消息也沒有;到現在也已有五十八年之久了,關于此信不是仍無下落嗎?此信不但被壓下,而且很可能已被銷毀了,這樣也就造成了一個“永無下落”的結局。魯迅說“這事已經太久,無可查考,我以為索性不必搜尋了”。關于此事,正確完全在魯迅方面,但他對此不愿計較和追究,這正說明了魯迅的胸懷是廣闊的。而后來郭沫若對魯迅的話予以反駁,我們認為是沒有道理,也不應該的。

  引文中的“以上記載”指魯迅日記中記載的與敬隱漁有關的內容,魯迅日記直到1981年版《魯迅全集》出版時才收錄;在敬隱漁寫給魯迅的三函中,保留下了1926年1月24日、3月29日兩函,“承北京魯迅博物館同意”,戈寶權在寫作《談〈阿Q正傳〉的法文譯本》時,把1926年1月24日函“初次公開發表出來”,魯歌得以看見。[9]就好像魯歌無法看見收入張杰編著的《魯迅藏同時代人書信》(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的1926年3月29日信一樣,郭沫若1947年寫作《一封信的問題》時也無法看見魯迅日記和“敬隱漁信”,所以,該文出現了不少錯誤,這是資料未公開造成的,不能責怪郭沫若?!熬匆嫘擰敝皇僑绱誦吹潰骸霸募撓氪叢焐緦恕?,[10]“魯迅信”只是如此寫道:“從此就永無下落”。由此可知,引文中的“該社一直不予發表”未免武斷了些,因為“永無下落”既有可能是“該社一直不予發表”,也有可能是投遞過程中遺失了。許壽裳卻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如此寫道:“因為那時創造社對我筆戰方酣,任意攻擊,便把這封信抹煞了”,[11]與“魯迅信”的說法不完全吻合。所以,即使以“魯迅信”的說法為標準,郭沫若也有必要寫文章說明情況。

  四

  魯歌如此寫道:

  1931年8月,日本朋友增田涉在上??夾礎堵逞復?,并經魯迅過目作了修改。1932年2月,作者在東京又作了一次修改,發表在同年4月出版的日本雜志《改造》特別號上(原文為日文)。其中也談到了羅曼·羅蘭對《阿Q正傳》的評論問題。中文的意思是這樣的:七、八年前,魯迅的《阿Q正傳》曾譯成法文,刊登在羅曼·羅蘭主持的《歐羅巴》雜志上。從那以后,魯迅的名字就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也逐漸為人們所知了。羅曼·羅蘭對這部作品的充滿激情的評論曾經寄到中國,但不巧卻落在了與魯迅對立的“創造社”的手里,故而被壓了下來沒能發表。

  這里所寫的情況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郭沫若讀了這些文字后很不高興。這是郭沫若第一次接觸這一問題。后來這篇《魯迅傳》曾由“頑”譯出,從1934年12月出版的《臺灣文藝》第一卷第二號起連載。他們寄了一份給郭沫若。這是郭沫若第二次接觸這一問題。郭沫若當時很動感情,寫了一篇《〈魯迅傳〉中的誤謬》,說他相信創造社的朋友們不至于卑劣到這樣的地步,要把這件事弄一個水落石出,對此問題進行了反駁,發表在1935年2月出版的《臺灣文藝》第二卷第二號上。在發表此文之前不久,增田涉已知道了郭沫若要發表辯駁文章的消息;魯迅也知道了這一情況。明明是錯誤的還要辯駁什么?這種做法顯然是不妥當的。魯迅在1935年2月6日夜致增田涉的信中對郭沫若及其做法作了有力的諷刺:“《臺灣文藝》我覺得乏味。郭君要說些什么罷?這位先生是盡力保衛自己光榮的舊旗的豪杰?!保剎渭?981年版《魯迅全集》第13卷第618—619頁)。這里對郭沫若的評論,真可以說是一針見血之辭。讀了郭沫若的《創造十年》《創造十年續篇》等著作之后,就會加深這種感覺,從而佩服魯迅評語之尖銳與準確。

  根據上面的考證可以知道,“這里所寫的情況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實際上與事實不符,但是郭沫若并不知道實情,所以他只能“以全人格來保障著說一句話”:“創造社決不曾接受過盧蘭的‘那篇歷史的批評文字’”,并且如此寫道:“盧蘭和敬隱漁君都還現存著,可以質證”。[12]郭沫若“敢以全人格來保障著說一句話”,說明他絕對不相信創造社“毀棄”了羅曼·羅蘭的信,在這種情況下,郭沫若看見以下文字肯定不高興:[13]

  他的《阿Q正傳》被翻譯于法國,而登載在羅曼·盧蘭所主宰的《歐羅巴》……這一個大文豪的盧蘭,對他——魯迅特地寫了一篇很感激的批評,寄給中國去。然而很不幸,那篇歷史的批評文字,因為落于和魯迅抗爭之“創造社”的手里,所以受他毀棄,那就不得發表了。[14]

  看看以下文字可以知道,增田涉的《魯迅傳》在《改造》上發表時郭沫若“不曾翻閱”,直到中文版《魯迅傳》在《臺灣文藝》發表并且寄了一份給自己后,他才“寫了一封信給臺灣的青年們”:

  他的《魯迅傳》在《改造》上發表時我不曾翻閱,到這次由貴志翻譯了出來,我才看見。[15]

  在抗戰前一年我還在日本亡命的時候,看見了增田涉的《魯迅論》,發表在《改造》雜志上,也提出了這個問題。后來這篇文章被臺灣的一位文藝青年翻譯成了中文,登在他們的雜志《文藝青年》上,因為他們寄了一份給我,我便接觸到這個問題的第二次的提出。我當時寫了一封信給臺灣的青年們,說明我相信,創造社的朋友們不至卑劣到這樣的地步。當時敬隱漁還在,羅曼·羅蘭也還在,我以為是可以弄得一個水落石出的。臺灣的朋友們把我的信在他們的雜志上發表了,惹得那位霸氣十足的英雄增田涉又回罵了我一通,說:他就恭候著我的一個水落石出。[16]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關于郭沫若看見《魯迅傳》的情況,兩段引文所寫內容不一致:第一段引文說只看見發表在《臺灣文藝》的中文本,第二段引文說還看見過發表在《改造》的日文本。第一段引文出自1935年1月1日寫作的《〈魯迅傳〉中的誤謬》,是陳述當時發生的事實,第二段引文出自1947年8月30日寫作的《一封信的問題》,是對過去發生事情的回憶,基于此,筆者認為第一段引文所寫內容符合事實。

  現在我們以《〈魯迅傳〉中的誤謬》所寫內容來分析郭沫若寫作該文的情況。試想想,在《臺灣文藝》編者已經將刊物寄來的情況下,郭沫若難道不應該指出自己認為的“《魯迅傳》中的誤謬”么?采用的形式還是書信:“啟者,承你們寄了一份《臺灣文藝》的新年號來,實在多謝得很?!盵17]所以,在魯歌“佩服魯迅評語之尖銳與準確”的同時,筆者就此事要佩服郭沫若的息事寧人:不但只用書信的形式指出“《魯迅傳》中的誤謬”,看見增田涉“回罵”自己的文字后,郭沫若沒有“回罵”,只是在12年多后寫作《一封信的問題》時稱增田涉是“霸氣十足的英雄”。

 

作者簡介

姓名:廖久明 工作單位:樂山師范學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職稱:教授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韓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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