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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政治組織觀
2019年08月08日 09:39 來源:《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濟南)2018年第4期 作者:皮特·胡迪斯 字號
關鍵詞:馬克思/組織觀/拉薩爾

內容摘要:一、馬克思組織觀的哲學基礎盡管馬克思一生積極參加革命組織,并在這些參與過程中闡發了若干至為重要的思想,但他在政治組織問題上的貢獻,是他的整個理論中最少被人研究的部分之一。二、馬克思論政治組織:1848年革命之前與1848年革命期間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是一個革命階級的發現,直接把他引向他的組織觀,從那時起,他便力求與工人們建立聯系。五、結論:馬克思與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在組織問題上的對立盡管馬克思在組織問題上有許多貢獻,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遵循的卻是源自拉薩爾、考茨基或列寧的另一套組織觀念。15)語出馬克思:《致科隆工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3頁。1858], in MECW, Vol.40, p.354(應為1858年 11月 12日馬克思致拉薩爾,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6頁——譯者).

關鍵詞:馬克思/組織觀/拉薩爾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皮特·胡迪斯,Peter Hudis,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哲學博士,美國歐克頓社區學院人文與哲學系教授,主編英文版《盧森堡全集》,著有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等書和許多論文。

  譯 者:張光明,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北京 100871

  原發信息:《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濟南)2018年第4期 第3-14頁

  關 鍵 詞:馬克思/組織觀/拉薩爾

 

  譯者按:翻譯此文,旨在介紹當今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一種有影響的觀點,并不等于完全同意這些觀點。文章作者認為,馬克思在政治組織問題上的貢獻,是他的整個理論中最少被人研究的部分之一。早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的組織觀就已端倪可察了。馬克思終生都在發展自己的組織理論。盡管馬克思在組織問題上有許多貢獻,但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遵循的卻是源自拉薩爾的另外一種組織觀念。今天,當我們研究替代資本主義的可行形式應該是怎樣的時候,組織的作用問題獲得了全新的意義。

  一、馬克思組織觀的哲學基礎

  盡管馬克思一生積極參加革命組織,并在這些參與過程中闡發了若干至為重要的思想,但他在政治組織問題上的貢獻,是他的整個理論中最少被人研究的部分之一。當馬克思在世的時候,他的許多追隨者(以及他的批評者)就已認為,與他那一時代的其他重要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相比,他在組織問題上的貢獻顯得單薄。這種看法到了20世紀更加廣泛地流傳開來,而列寧關于政治領導與黨的建設思想在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確實,馬克思不同于列寧,他從來就沒有提出過一套組織理論,這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何作為組織問題的活動家和思想者的馬克思遭到普遍忽視,但還解釋不了一切。因為,馬克思完全可能提出了某種獨特的組織觀,但又不讓自己發揮出一套詳盡無遺的組織理論①。那種忽視問題前一方面的傾向,是更難于把握住馬克思關于人的解放的整個理論的內在一致性的。

  早在1843年,馬克思組織觀的基礎就已端倪可察了:“我們是從世界本身的原理中為世界闡發新原理。我們并不向世界說:‘停止斗爭吧,你們的全部斗爭都是無謂之舉’,而是給它一個真正的斗爭口號。我們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為什么進行斗爭,而意識則是世界應該具備的東西,不管世界愿意與否。意識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認清本身的意識……向它說明它的行動的意義?!雹讜謖飫?馬克思表述了黑格爾辯證法的一個核心思想,即客體生成它自己的知識范疇。理論家的任務不是把任意的設計和規劃強加給要考察的對象,而是把握住它的自我運動并予以說明。在1843年的稍晚些時候,馬克思對此作了如下的詳細闡述:“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雹墼謖飫?他認可了現實世界里的這樣一種力量,它實現自由的思想而并不簡單地拋棄哲學。立足于這樣的基礎上,他對他所稱的擁抱現實而否定哲學的“實踐政治派”以及無力把握實際歷史運動的“起源于哲學的理論政治派”④提出了質疑。

  誠然,這些早期著作中所談到的政黨,大略說來,僅僅是思想主張的一種組織載體,而不是奪取政權的手段。然而這些著作卻構成了馬克思組織觀的基礎,他后來終其一生都在發展這些觀念。對馬克思而言,政黨遠比權力或統治的運用更為豐富,它是立足于歷史客觀性已得到證明的思想之上來干預現實的形式。正因此,馬克思經常提到“黨”,哪怕這個黨除了他自己和恩格斯之外再無其他成員⑤。

  二、馬克思論政治組織:1848年革命之前與1848年革命期間

  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是一個革命階級的發現,直接把他引向他的組織觀,從那時起,他便力求與工人們建立聯系。1843年底他剛一到巴黎,就會見了“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中間大多是工匠)和普通工人。他在一封給路德維?!し訊凸?1804-1872)的信中熱情地寫道:“您應當出席法國工人的一次集會,這樣您就會確信這些受盡勞動折磨的人純潔無瑕,心地高尚?!痹謁侵屑?他看到歷史“把我們文明社會的這些‘野蠻人’變成人類解放的實踐因素”⑥。

  隨后,馬克思1845年夏季在英國逗留了六個星期,在那里他會見了憲章派的領袖們,同意建立一個由民主的工人階級力量組成的國際組織以便進行通訊交流的主張。這促成了1845年9月民主派兄弟協會在倫敦的建立。馬克思未能參加這次成立會議,但他對組織問題的關注未有稍減。現在他從思想上力求以共產主義原則為基礎建立一個國際組織,以便互通訊息,交流意見。其結果是在1846年2月,他和恩格斯、比利時共產主義者菲利普·日果(1819-1860),一起創建了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他在給蒲魯東(1809-1865)的信中說明了這一組織的任務:

  “(這些任務包括)建立了經常性的通訊活動,借以討論學術問題……不過,我們這種通訊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同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建立聯系……這是文字形式的社會運動為了擺脫民族局限性而應當采取的一個步驟?!雹?/font>

  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很快就顯示出政黨的雛形了,特別是當憲章派和英國的德籍流亡者加入之后,當憲章派領導人喬治·朱利安·哈尼(1817-1897)同意參加、正義者同盟的成員(馬克思1845年曾在倫敦會見過他們中的德國成員)也同意參加進來之后。但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還很難說是個完整統一的組織,1846年一開始,馬克思和威廉·魏特林(1808-1871)之間就發生了分歧,其結果是魏特林退出了組織。然而至早在1846年,馬克思組織觀的基本特色已經落實為具體的組織形式了,它強調需要有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組織、國際主義和明確建立在革命思想基礎上的團體⑧。

  然而這里爭議的是哪些特定主張呢?那一時代的共產主義者為數甚少,主要是一些工匠而不是產業工人,在落后的德國,情況更是如此,在那里工匠人數是產業工人的五倍,物質條件不允許一個有“強大的和組織得很好的共產主義政黨”去直接推動無產階級革命。因此,正如馬克思在給G.A.克特根(1805-1882)的通知信里所說的,應該首先與進步資產階級結盟,推進民主,這才是發展工人階級意識的最適宜的條件:“……支持資產者要求出版自由、憲法等等的請愿。如果做到這一點,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來說,就會有一個新紀元到來。我們的辦法就會愈來愈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沖突就會更加尖銳?!雹?/font>

  這種廣泛的階級聯盟的特定樣式是取決于一系列因素的。過分強調資產階級力量和推進民主的能力,將會導致工人運動陷入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低估資產階級力量和推進民主的能力,又會導致陷入冒險主義和宗派主義。一切都要依據對運動本身所處歷史條件的正確認識。正如許多人在談到1846年馬克思的組織時所說的,“馬克思的黨”之發揮自己的各種組織觀,是建立在思想要適合于它的客體這個基礎上的⑩。

  到了1847年,馬克思的影響已經足夠強大,這促使正義者同盟以放棄自己的密謀特點為條件,邀請馬克思加入。馬克思同意了,于是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變成了同盟的一個支部。在1847年7月倫敦代表大會(馬克思未參加)上,同盟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馬克思被指定為同盟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

  在這一時期,馬克思還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中開辦講座,幫助組建德意志工人協會(11)和布魯塞爾民主協會,并擔任了協會的副主席。這類事務耗費了馬克思的大量時間和精力,因為馬克思面對那些想要馬上發動共產主義革命并繞開與民主共和派結盟的人們,需要經常提出反對意見。然而所有這些都沒有妨礙他完成一部作為自己組織工作的綱領性基礎的著作,即《哲學的貧困》,此書批判了蒲魯東力圖把李嘉圖的勞動時間決定論引入社會主義的主張。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組織需要有這些綜合理論性的著作來指導。

  在這個問題上講得最為透徹的,是馬克思受共產主義者同盟委托寫于1847年末的《共產黨宣言》?!緞浴分邪判磯喙賾謐櫓侍獾那邐凼?。第一,在批判那些從自己的頭腦中發明出關于未來的構想的理論家們時,不應拒絕對目標本身做出明確的闡述。共產黨人“僅僅一般地表述”基于“現存的階級斗爭的真實關系”之上的“運動的未來”的“最終結局”。這里完全沒有談到單一政黨的獨占領導,相反,“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12)。第二,盡管《共產黨宣言》是由共產主義者同盟授權所寫,但同盟這個名字在《宣言》中一次也沒有出現過,甚至連標題中都沒有——這是共產黨宣言,而不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宣言。這表明馬克思所設想的“黨”,其意義遠遠高于對一個特殊組織的要求。他所指稱的“黨”是基于“崇高的歷史意義上”的一種原則與實踐的凝結物,是革命者們借以承擔其對歷史運動的特定形勢負責的形式(13)。

  此處包含著這樣的思想,即任何特定的組織都是暫時的,它要為自己爭取生存權,如果它做不到這一點或者活得比自己的時代更長,那它就要失敗。馬克思從來不搞對組織的盲目崇拜,這一點突出體現在他的全部組織實踐中,特別是體現在最為重要的1848年革命期間。本文不可能詳述1848年至1850年間馬克思的活動,但以下五個關鍵之點是必須指出的。

  第一,在法國革命(1848年二月)和德國革命(三月)剛剛發生后,馬克思就回到科隆,著手創辦一份新的出版物《新萊茵報》。這份報紙成為共產主義宣傳的組織中心。馬克思極為重視這項事業,以致他早在1848年春天就建議共產主義者同盟(它在德國很弱)解散,其工作由出版物承擔起來。盡管同盟仍然存在,但1848到1849年間馬克思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辦《新萊茵報》上面了。

  第二,《新萊茵報》的副標題是“民主派機關報”。由于那一時代無產階級運動的弱小,馬克思認為,此時的中心任務是通過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的進步成分結成聯盟,擴大民主自由。這并不等于與后者妥協,因為馬克思總是稱《新萊茵報》為民主派最左翼;也不等于偏離了《共產黨宣言》所強調的獨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14)。相反,這里涉及到的是無產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地位問題。因為這一主體自身還很弱,還不能自立,所以它需要在更為廣闊的民主運動中促進自己的事業。但這并非貶低無產階級這一主體,而是要使它能夠在既有的歷史背景下更好地發揮其作用。馬克思認為,通過對廣泛的民主自由的宣傳鼓動,工人們將得到最好的裝備,從而通過選舉權的擴大,爭取到他們自己的獨立階級利益。正如1849年3月18日馬克思在《新萊茵報》最后一期上所宣布的:“他們的最后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15)

  第三,隨著反革命勢力占據了上風(在1848年法國六月起義失敗和對維也納起義的鎮壓之后),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必須到農民那里尋找新的聯盟者。馬克思最親近的朋友之一、自己也出身于農民的威廉·沃爾弗(1809-1864)代表馬克思的黨,在1848年底和1849年寫出了關于組織農民問題的重要著作。與此同時,馬克思對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批評變得愈加強烈了,他寫道:

  “在法國,資產階級只是在清除了阻礙本階級進行統治的一切障礙之后,才以反革命的首領的面貌出現。而在德國,資產階級甚至連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統治所必需的起碼的生存條件都沒有來得及取得就卑賤地作了君主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歷史上沒有比德國資產階級更可恥更下賤的角色了?!?16)

  這使人回想起馬克思在1843年說過的話:“我們(德國人)……總是只有一次與自由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17)馬克思不必等到1848年的最后失敗,就已經揭示出有產階級的背信棄義了。

  第四,馬克思針對反革命勢力鞏固所作出的反應,是更加強調革命政黨深入研究理論的必要性。1848年9月份,他在第一屆維也納工人聯合會會議上作了關于雇傭勞動與資本的系列講話,在此之前,他于1847年12月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已經以同一主題作過演講;而在1849年的9月,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中又講了同樣的問題。同一時期,《新萊茵報》以連載方式發表了這一演講,這就是《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書。不久,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出現了反對重視理論問題的派別,且來勢不小。奧古斯特·維利希(1810-1878)和卡爾·沙佩爾(1812-1870)因主張在德國搞武裝暴動(靠他們自己!)而在1850年與馬克思決裂了,他們爭辯說,這種求助于“文化人”的做法將會導致“群眾性鼓動”靠邊站。馬克思回應說:

  “在他們看來,革命只不過是推翻現存的政府,如果達到了這個目的,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勝利’……這些先生而且憎惡思維,即冷酷的思維——好像任何一個思想家,包括黑格爾和李嘉圖在內,任何時候都可能走到像他們把這種稀薄的污水潑在群眾頭上那樣冷酷無情的地步!”(18)

  第五,這一時期馬克思關于政治組織問題的論述集中體現在他寫于1850年3月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這篇文章對1848年革命的經驗及其結果作出了評價,重點指出了資產階級的“背叛行為”、工人階級在農村無產者中尋找同盟者的重要性,以及促進“不斷革命”的必要性。他寫道,“民主派小資產者只不過希望實現了上述要求便趕快結束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他堅決主張:“應該盡快采取自己獨立政黨的立場,一時一刻也不能因為聽信民主派小資產者的花言巧語而動搖對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組織的信念。他們的戰斗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19)

  這一感人的號召并非意味著實現共產主義的時機已經到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背叛了,并不等于工人階級便馬上具備了取得統治的能力。馬克思很了解,工人階級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奪取政權,更別說實行共產主義經濟了。馬克思是要在工人階級還正面臨著擴大民主選舉權的當前任務時,就提出一種引導工人階級未來斗爭的展望。

  三、《資本論》、第一國際與巴黎公社

  隨著革命從1851到1852年的全面消退,馬克思提議解散共產主義者同盟。同盟在一個歷史性的關頭發揮過作用,這個時刻如今過去了。盡管黨的這一短暫表現形式消失了,但在崇高的歷史意義上,黨自身并沒有消失。正如馬克思在1860年所寫的那樣:“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和成百個其他的團體一樣,不過是在現代社會的土壤上到處自然成長起來的政黨的歷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20)當馬克思親身參加到各種政黨中時,他也正是期望著它們的死亡的。

  馬克思退回到不列顛博物館去研究政治經濟學,寫他那部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從1852年到1864年,他在“全然短暫的意義”上不屬于任何一個黨或組織。但這并不等于他退出了組織本身。在這一整個時期,馬克思說他是在為“黨”工作,這話的意思是說,自從他與資產階級社會決裂以來,他就讓自己承擔起對一個思想團體的責任了。談到“大綱”(即“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譯者)時,他說:“我必須對黨負責,不讓這東西受……低沉的呆板的筆調所損害?!?21)1859年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即將交付出版時,他寫道:“我希望為我們的黨取得科學上的勝利?!?22)

  馬克思從他的政治生涯一開始,就意識到自發性組織形式的必要性,但這還不是實現解放的充足條件,還需要有能夠為“運動的未來”(23)提供指導思想的組織形式。雖然他把這后一種形式稱做“黨”(24),但他顯然不是要以此說明,它應該從外面去統治和控制自發的斗爭。同理,他也不認為從群眾中產生出來的那些“暫時性的”黨派只是次要的。新的組織形式要從群眾產生出來,而革新者們——包括馬克思在內——則要參加進去并負責使之具有思想性。對馬克思來說,無產階級的黨派不是宗派,它們必須表現為“自覺的、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自覺的、獨立的運動”(25)。

  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中的活動最突出地體現了這一思想。他既沒有創立國際,也不想謀求國際的最高領導權,然而他對國際的影響是巨大的。國際發起于1863年7月英法工人們表示他們團結一致支持波蘭民族解放斗爭的集會,以及隨后在美國內戰中對北方的支持。在巴黎,當工人們對于成立一個能夠團結一切工人的組織的倡議作出堅決響應之后,國際于1864年9月在倫敦成立了。馬克思作為德國工人的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被指派參加一個委員會,負責起草國際的章程,寫作成立宣言,還參加了國際的總委員會。

  這個成立宣言盡管不像《共產黨宣言》闡述共產主義原理時那么勇猛無忌,但還是提出:“奪取政權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這一清楚明晰的宣言把馬克思推到了國際的領導位置上。到1866年日內瓦大會召開的時候,馬克思自己承認,他在國際的所有意圖和主張上都起著首腦的作用(26)。然而,他總是盡最大可能不讓自己看上去像個領導。國際是工人階級的組織,而不是為了工人階級的組織。如同他在1866年所寫的:“國際工人協會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階級的自發行動聯合起來,把它納入共同的軌道,但是決不指使或強迫它接受任何空論主義的制度?!?27)

  歐洲工人運動在當時是五花八門的——從工聯主義者到反對工聯的蒲魯東主義者,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它們全都是國際的組成部分。反對資本主義的派別從未占據支配地位,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派的影響獲得了增長。馬克思在國際中要處理一系列復雜的協調事務,在面對大量內部沖突時他需要努力維持組織的統一。國際的這種多派別特色第一次使得工人大眾能夠跨越國界,在同一個組織內部活動,這并不是它的弱點,而是它的力量。馬克思說:“國際建立以前的所有各種組織,都是統治階級中的激進分子為工人階級建立的,而國際則是工人們為自己建立起來的?!?28)

  對國際的最大考驗來自1871年巴黎公社時期。國際并沒有創造公社,公社完全是自發產生的;然而公社一誕生,國際便傾盡全力去支持它。在起義后的頭十天內,馬克思被指派負責與巴黎人民的聯系。在給國際各支部寄去大量書信敦促它們給公社提供援助后,馬克思開始寫作《法蘭西內戰》。此書特別點出了公社的最主要貢獻,這就是“先前由國家行使的全部創議權也都轉歸公社”,迫使“舊的集權政府讓位給生產者的自治政府”(29)。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沒有一黨獨占和政治壟斷政權的情況下做出來的。而以前的革命則是“不得不繼續發展君主專制制度已經開始的工作,即使國家政權更集中更有組織,并擴大這一政權的轄制范圍和職能”(30)。相形之下,巴黎公社是要由聯合起來的民眾通過權力分散和對社會的民主化管理,來廢除國家機器。

  馬克思對公社決不是沒有批評的。他批評公社沒有乘勝向凡爾賽進攻并解除反革命的武裝,認為是這些錯誤最終毀掉了公社。但是他從沒說過公社的失敗是由于缺少一個領導斗爭的中央集權“先鋒隊政黨”。正好相反,他把公社看做“鏟除階級賴以存在、因而也是階級統治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杠桿”(31)。這種“高度靈活的政治形式”,是由馬克思的黨——盡管它在公社中只居于少數,但主要依靠萊奧·弗蘭克爾(1844-1896)和伊麗莎白·德米特里耶娃(1850-1910)的努力——直接推行了的。

  公社的失敗和隨之而來遍及歐洲的嚴厲鎮壓,急劇地改變了客觀形勢。作為反應,在1871年9月的倫敦代表會議上,馬克思大力支持愛德華·瓦揚(1840-1915)關于將國際轉變為政黨的決議。馬克思聲明說:

  “鑒于:工人階級在它反對有產階級聯合權力的斗爭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工人階級這樣組織成為政黨是必要的,為的是要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這一革命的最終目標——消滅階級?!?32)

  馬克思在這里支持的是一位布朗基(1805-1881)擁護者的決議,但并不支持他關于無產階級的黨應該由一小批職業革命家核心人物組成的觀點。馬克思在政黨問題上有著遠為開闊的、建立在國際的基本原則之上的觀念。他認為,這些原則在如今變化了的條件下仍然適用,它們有利于更好地增進工人階級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之間的聯系(33)。

  盡管馬克思強調說,對無產階級政黨的關注與第一國際的基本原則是彼此一致的,都是在堅持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與政治解放密不可分的觀點,但1871年倫敦會議通過的決議(后來在1872年海牙大會上又予以重申)還是成為一個新的、某種程度上具有關鍵意義的起點,它表明第一國際不能再往前走了。這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歸咎于來自國際內部對新主張的反對。許多英國工聯主義者對這個新主張很反感,認為它使得國際轉到了遠離經濟斗爭的方向。米哈伊爾·巴枯寧(他是在1869年被吸收進國際的)的無政府主義追隨者們對此也持反對態度,他們聲言:“我們不惜任何代價地拒絕并反對一切與純政治黨派的妥協?!?34)當巴枯寧及其追隨者違反民主原則,想要在國際內部建立秘密組織,從而被開除出國際時,裂隙已經不可彌合,國際走向分崩離析了。爭吵日益激烈,面對這種情況,馬克思建議總委員會遷往紐約,而這也就意味著它的死亡。盡管馬克思為了組織問題費盡心力,而在第一國際事務上更是如此,但一旦它在歷史發展中過時了,馬克思就很樂意地順其自然了。

  四、兩種組織觀:馬克思和拉薩爾在黨的問題上的對立

  馬克思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在組織問題上的思想貢獻,進一步延伸到了德國運動中關于黨建問題的爭論中。實際上,他在組織問題上的一些特別獨到的觀點,是在與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中斐迪南·拉薩爾(1825-1864)的思想影響進行爭論時發展起來的。

  拉薩爾在今天似乎沒有多少人關注了,但19世紀后半期和20世紀早期的情況并不是這樣。甚至像羅莎·盧森堡這樣堅決支持自發性的自治活動的人也認為:

  “拉薩爾將1848年三月革命中最重要的歷史成果轉變為終將使德國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行動了。十五年后,他使德國工人階級從資產階級的政治招募下解脫出來,組成了自己的獨立階級政黨……他的不朽成就并沒有消失,而是在我們所看到的歷史進程中越來越發展起來?!?35)

  第二國際(以及后來第三國際)的無數人物,認為“現代社會主義者之受惠于拉薩爾,甚至超過受惠于馬克思;馬克思創立了文化的與論證的世界,拉薩爾使人民組織起來”(36)。拉薩爾在1863年5月創建了第一個德國工人階級的黨——全德工人聯合會,這是事實,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他那一套影響更大的思想,它認為知識分子是“科學的代表人物”,正是知識分子將社會主義意識傳給工人們,因為工人靠自身努力是得不到這些意識的(37)??ǘた即幕?1854-1938)以及第二國際的其他人接過了這一思想,后來又把它傳遞給了列寧(38)。他有句名言:“現代社會主義意識,只有在深刻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但科學的代表人物并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39)可以毫不夸大地說,這種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觀的東西,很大程度上是來源于拉薩爾的(40)。

  然而,馬克思本人遠不像他的追隨者們那樣對拉薩爾的“不朽功績”感興趣。1862年7月,他稱拉薩爾的國家主義觀點為反動的、波拿巴主義的(41)。當拉薩爾的黨建立時,馬克思向同事們表明,他與此毫無關系,盡管他克制著不讓自己的批評意見公之于眾(42)。一個月后馬克思警告威廉·李卜克內西(1826-1900)以及德國的其他人說,不要支持“拉薩爾派”——他通常指的是全德工人聯合會;而在1865年馬克思作出這樣的結論:“同伊戚希男爵(指拉薩爾——譯者)遺留下來的那個工人聯合會沒有什么好說的。它解散得越快越好?!?43)

  誠然,馬克思之激烈地反對拉薩爾派的組織,是因為他們想盡力通過妥協手段,從政府那里獲得“工人合作社”的資助。但是他對拉薩爾的組織觀也沒少批判,這種觀念認為拉薩爾自己那樣的知識分子才最有能力“領導”工人、因為是他們把“意識”灌輸給工人。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拉薩爾是要求“工人必須進行爭取普選權運動,然后把他那樣‘帶著科學這種閃閃發光的武器’的人送到議會中去”;馬克思說,拉薩爾是想“讓自己登上未來工人獨裁者的座位”(44)。

  不幸的是,馬克思對拉薩爾主義的反對沒有引起德國“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們的重視。當他們在1869年組建起自己的黨即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即愛森納赫派——譯者)時,馬克思對他們感染了他所稱的“拉薩爾崇拜”提出了異議。在此后的若干年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抱怨拉薩爾主義對黨的危害。這一情況到1874年晚期變得很明顯了,當時德國社會民主工黨開始和全德工人聯合會談判,兩派準備合并,但沒有把此事通知馬克思和恩格斯。

  1875年5月1日馬克思對兩派統一的回應——《哥達綱領批判》,可能是他在組織問題上的最重要文獻了。此文尖銳地逐條批判了哥達綱領在國家、農民、“工資鐵律”以及共產主義等問題上的拉薩爾主義觀念。在抨擊《綱領》孤立地把興趣集中到分配而不是生產關系上時,馬克思最為詳細地闡述了他關于資本主義之后共產主義兩個階段的觀點。在馬克思不允許自己陷入對未來的詳細設計時,他的追隨者們卻不懂得如何把握廢除價值生產的中心問題,這迫使馬克思特別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45)。在批評一份黨的文件時論及這個問題,馬克思正是以此指明:一個工人政黨的生存,關鍵在于它對于資本主義和針對它的革命替代要有清晰的認識。

  為什么馬克思如此尖銳地反對這個新的黨,以至威脅說要公開聲明他與這個黨毫無共同之處?這肯定不是因為馬克思對黨的必要性有疑問——尤其在1871年以來,他就一直強調黨的重要性;也不是因為馬克思認為這個統一代表大會沒能把握住作為獨立階級政治的黨的必要性(盡管拉薩爾跟俾斯麥有過勾搭,但沒有證據顯示馬克思的追隨者們也走了這條路)。馬克思與他的追隨者之間的差別另有原因,這就是:組織的統一是否比革命的原則更重要?他的追隨者們認定,統一是高于一切的考慮,哪怕是與一個在資本主義分析及其替代問題上都固守錯誤的派別,也要實行統一。與此相反,在馬克思看來,“絕不能拿原則來做交易”(46)。這句話揭示了他的政治組織觀的一個最主要方面,即是說,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組織,僅僅由于它自己建起了一個黨,仍不足以獲得其歷史性存在的權利。最重要的是它必須使自己堅持政治的和哲學的原則,從而使工人階級提高到能夠超越現存社會的理論視野。這才是統一代表大會所缺少的東西,這也使得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作的批判,成為他的政治組織觀的一份核心文獻。

  然而,堅持一個政黨要在資本主義的替代問題上有準確的認識是一回事,主張這個黨應成為新社會萌芽的體現是另一回事。馬克思確認前者而拒絕后者。他尖銳地反對這樣一些人,正如他所說的,這些人認為“如果巴黎公社社員了解到公社是‘未來人類社會的萌芽’,那他們一定不會遭到失敗,他們一定會把紀律和武器——這些只有當不再有戰爭的時候才應當消失的東西——拋得一干二凈!”(47)組織固然具有決定性,但在馬克思看來它自身絕不是目的,最終目的是新的社會,它是遠遠高于組織的。

  馬克思決定不公開這份批判,部分原因是黨的領導者們例如奧古斯特·倍倍爾(1840-1913)在監獄里,但主要還是因為他希望黨的發展將會使得哥達綱領失去實際意義。然而后來情況并非如此。1877年,馬克思不得不寫道:“在德國,在我們黨內,與其說是在群眾中,倒不如說是在領導(上層階級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著一種腐敗的習氣,同拉薩爾分子的妥協已經導致同其他不徹底分子的妥協”(48)。事實上,是哥達綱領而不是馬克思對它的批判,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打下了基礎。甚至到了1891年,當恩格斯因與愛爾福特綱領(此處應該是指愛爾福特綱領草案——譯者)的分歧而堅持將《哥達綱領批判》出版時,它還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漠視了。

  如果要用一段話來概括馬克思的組織思想,那只能是他給拉薩爾派領導人約翰·馮·施韋澤(1833-1875)的話:

  “集中制的組織,不管對秘密團體和宗派運動多么有用,但是同工會的本質相矛盾。即使這種組織是可能存在的——我說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適宜的,至少在德國是這樣。這里的工人從小就受官僚主義的行為規范的管束,相信權威,相信上級機關,所以在這里首先應當教會他們自己走路?!?49)

  五、結論:馬克思與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在組織問題上的對立

  盡管馬克思在組織問題上有許多貢獻,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遵循的卻是源自拉薩爾、考茨基或列寧的另一套組織觀念。盡管人們廣泛認為,馬克思是更偉大的思想家,而拉薩爾想與德國政府結盟是錯誤的,但拉薩爾的組織觀念在總體上卻沒有受到人們的質疑。確實,這些觀念經過列寧改造之后獲得了新的面貌。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的:“正是在列寧的觀念那里,一個宏大的黨代表著——或者說它就是——由‘少數人’的黨所替代的工人階級……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50)

  列寧的確在馬克思主義史上贏得了地位。但他的組織觀念——很難說是他的獨創,而是取自于德國社會民主黨——造成了很大損害,特別是它把一黨模式提升到了以大眾的名義實行權力壟斷的高度。這條路徑在斯大林體制犯下了恐怖的罪行之后,顯然無法再延續下去了。這種對權力的一黨壟斷,不是由工人階級而是由知識分子精英以工人階級的名義實行統治,在蘇聯以及其他斯大林模式國家中,為某些歷史上最殘暴的體制開辟了道路。在許多方面,蘇聯共產黨所主張的,恰好是馬克思一切主張的反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馬克思的這一觀念:“自由就在于把國家由一個高踞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51)

  與此同時,那些反對斯大林主義而又維護社會民主主義或列寧主義建黨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把“自由市場”和斯大林主義變體當成替代資本主義之可行的替代物,也是徹底失敗了的。歷史表明,沒有什么東西比這樣的政黨更短命的了,它們只會分化成一些純粹的宗派。

  同時,在集全力關注馬克思的主要理論著作的名義下,也是沒有理由忽視馬克思在組織問題上的貢獻的——仿佛他那些理論著作中的“艱深”特質,到了他的“淺俗”政治活動中就杳無蹤影了似的(反之亦然)!這種理論與實踐的脫離是馬克思從他的思想生涯一開始就厭惡的,我們如果把這樣的解釋強加給他,就很難公正地看待他的理論的內在一致性。

  各種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運動,從來都是在這一前提下運作的:黨需要對群眾實行動員,指引目標。這一點是如此明白易懂,以致幾乎沒必要再進一步去解釋了。但今天,在百年來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各種努力失敗之后,目標顯然不好懂了。今天在我們面前最不確定的問題就是:替代資本主義的可行形式應該是怎樣的?組織的作用由此獲得了全新的意義。僅僅讓組織作為特定階級或勢力的代表是不夠的,哪怕必須如此;僅僅讓它們發展出無等級差別的、民主的決策形式也是不夠的,哪怕必須如此;這些都是必要的,但對于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組織來說,都還不是充足條件。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的是這樣的組織,它們在革命之前就能夠提出革命之后將會發生什么問題并予以研究(52)。

  在許多方面,李卜克內西對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的反應,代表了眾多馬克思主義者面對組織問題時的態度:“理論和實踐是兩碼事。我無條件地相信馬克思的理論,但在實踐中我要走自己的路?!?53)以百年后的當今眼光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帶來了怎樣的災害。重新研究馬克思在組織問題上的貢獻,此其時矣!

  注釋:

 ?、佟霸諑砜慫寄搶?是不可能存在某種具有固定不變的組織形式的‘黨’的理論的,因為對于一個主張階級自我解放并拒斥宗派主義的人來說,這樣的理論是沒有存身之處的?!奔鸍.Cunliffe的“Marx,Engels and the Party,”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Vol.2,No.2,1981,p.349。然而,當Cunliffe由此引伸出馬克思根本就沒有組織觀時,我就不能同意他了。

 ?、贙.Marx,“Letters from Deutsch- Jahrbücher,” in MECW,Vol.3,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p.142(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卷第418頁。以下引用此書的出處,均為中文第一版——譯者).

 ?、跭.Marx,“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Introduction,” in MECW,Vol.3,p.183(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11頁——以下引用此書的出處,均為中文第二版——譯者).

 ?、躃.Marx,“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Introduction,” in MECW,Vol.3,p.180(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頁).

 ?、軰.Marx to F.Engels[November 12,1858],in MECW,Vol.40,p.354(在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未能查到這封信——譯者).

 ?、轐.Marx to L.Feuerbach[August 11,1844],in MECW,Vol.3,p.355(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0、451頁).

 ?、逰.Marx to P.Proudhon[May 5,1846],in MECW,Vol.38,pp.38-39(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4頁).

 ?、唷骯膊饕逋ㄑ段被嵋豢季拖允境雋寺砜慫級鞲袼怪髡諾淖櫓厴?它確認了通過組織來傳播思想的必要性?!盇.H.Nimtz,Jr.,Marx and Engels: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Democratic Breakthrough,Albany:UNY Press,2000,p.31.

 ?、酜.Marx and F.Engels,“Letter from the Brussels 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 to G.A.,” in MECW,Vol.6,pp.55,56(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頁).

 ?、夤賾謖飧鑫侍獾母晗傅奶致?可見M.Rubel,“Le parti proletarian”,in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Paris:Payot,1974.

  (11)不要把這個德意志工人協會與安德烈亞斯·哥特沙克(1815-1849)在1847年底組建的科隆德意志工人協會混為一談。盡管馬克思也參加了后一協會,但他和拒絕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盟的哥特沙克之間有嚴重分歧。

  (12)這里的引語均來自《共產黨宣言》英文版,與中文版《宣言》有較大差別??剎渭堵砜慫級鞲袼寡〖返?卷285頁等處——譯者。

  (13)See K.Marx to F.Freiligrath[February 20,1860],in MECW,Vol.41,p.87(在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未能查到這封信——譯者).

  (14)J.Molyneux在《馬克思主義與黨》中提出了這一看法。見Marxism and the Party,London:Pluto Press,1978,p.22.

  (15)語出馬克思:《致科隆工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3頁。

  (16)K.Marx,“The Victory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Vienna,” in MECW,Vol.7,p.504(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1頁).

  (17)K.Marx,“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Introduction,” in MECW,Vol.3,p.183(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頁).

  (18)K.Marx and F.Engels,“Review,” in MECW,Vol.10,p.530(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37-538頁).

  (19)K.Marx,“Address to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the League,” in MECW,Vol.10,pp.281,287(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8、375頁).

  (20)K.Marx to F.Freiligrath[February 20,1860],in MECW,Vol.41,p.82(應為1860年2月29日馬克思致弗萊里格拉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冊,第481頁——譯者).

  (21)K.Marx to F.Engels[November 24,1858],in MECW,Vol.40,p.354(應為1858年11月12日馬克思致拉薩爾,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6頁——譯者).

  (22)K.Marx to J.Weydemeyer[February 1,1859],in MECW,Vol.40,p.377(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9卷第554頁——譯者).

  (23)K.Marx and F.Engels,“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MECW,Vol.6,p.518(見《共產黨宣言》1998年中央編譯出版社紀念版第88頁——譯者).

  (24)當然,正式的、有組織的革命黨——例如共產主義者同盟——是必要的。但這些黨也是暫時的,它們隨著歷史運動的不確定性而起起落落。在馬克思看來,沒有任何一種特定的組織形式和表現是可以永遠適用的。

  (25)K.Marx and F.Engels,“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MECW,Vol.6,p.495(《共產黨宣言》紀念版,第67頁。此處作者引用的是英文版,其中self-conscious一詞是中譯本中沒有的——譯者).

  (26)See K.Marx to F.Engels[March 13,1865],“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takes up an enormous amount of time,and I am in fact the head of it,” in MECW,Vol.42,p.130(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2頁——譯者)

  (27)K.Marx,“Instructions for the Delegates of the Provisional General Council,” in MECW,Vol.20,p.190(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8頁——譯者).

  (28)K.Marx,“Record of Marx’s Speech on the Seven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in MECW,Vol.22,pp.633-634(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5頁——譯者).

  (29)K.Marx,“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ECW,Vol.22,p.332(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5、56頁——譯者).

  (30)K.Marx,“Drafts of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ECW,Vol.22,p.484(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48頁——譯者).

  (31)K.Marx,“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ECW,Vol.22,p.334(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9頁——譯者).

  (32)K.Marx and F.Engels,“Resolut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of the IWMA,” in MECW,Vol.22,p.427(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5頁).

  (33)更為詳細的論述,可見M.Musto,Workers Unite!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New York:Bloomsburg,2014),pp.36-51。這本書收入了倫敦會議上的許多決議。

  (34)See Paris Section,“On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p.291.

  (35)R.Luxemburg,“Lassalle und die Revolution,” in Gesammelte Werke,Vol.1.2,Berlin:Dietz Verlag,2000,p.418.

  (36)B.Villiers,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England,London:T.Fisher Unwin,1908,p.86.

  (37)拉薩爾提出:“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目標正好是這樣的……把科學知識傳播到工人群體中間去?!貝サ拿澆槭竅窶約耗茄鬧斗腫?。See F.Lassalle,Science and the Workingmen,New York:International Library,1900,p.44.See also L.T.Lih,Lenin Rediscovered:‘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Chicago:Haymarket Books,2006,pp.57-61.

  (38)Lih認為列寧在組織問題上是個拉薩爾主義者:“他如今在歷史記憶中的缺位,必定使我們在關于像列寧這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看法上產生歪曲。在列寧看來,拉薩爾是英雄,盡管他也同意所有對拉薩爾的批評?!?Lenin Rediscovered,p.60)Lih認為這不是錯誤,而是對傳統的恰當繼承。而馬克思對拉薩爾的批評,Lih是不去關注的。

  (39)V.I.Lenin,What is to be Done? in Collected Works,Vol.2,p.61(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37頁上引用考茨基的話——譯者).

  (40)“拉薩爾死后很久,其影響仍然無處不在,不僅在改良主義者,而且在革命者那里,都是如此。特別是在組織問題上,他的影響更大……從盧森堡到托洛茨基,人人贊揚拉薩爾,認為他在組織問題上看得不僅像馬克思一樣清晰,而且站得更高,思想更加具體?!奔鸕.Dunayevskaya,Rosa Luxemburg,Women’s Liberation,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81,p.154.

  (41)See K.Marx to F.Engels[July 30,1862],in MECW,Vol.41,p.390(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第261頁——譯者)當時馬克思還不知道拉薩爾跟俾斯麥的交易——這一事實是在拉薩爾死后才揭露出來的。但馬克思此前已經懷疑拉薩爾搞階級妥協了。

  (42)這樣做的部分原因在于馬克思在第一國際中的職務,在這個位置上他不能讓人們覺得,他對國際中各國組織的內部事務先入為主地作判斷。

  (43)K.Marx to F.Engels[February 3,1865],in MECW,Vol.42,p.75(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5頁——譯者).

  (44)K.Marx to F.Engels[April 9,1863],MECW,Vol.41,p.467(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6-337頁——譯者).

  (45)關于這個問題的更加詳盡的討論,可見P.Hudis,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Chicago:Haymarket,2013,pp.187-206.

  (46)K.Marx to W.Bracke[May 5,1875],in MECW,Vol.3,p.78(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96頁——譯者).

  (47)K.Marx and F.Engels,“Fictitious Split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 MECW,Vol.23,p.115(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6頁——譯者).

  (48)K.Marx to F.A.Sorge[October 19,1877],in MECW,Vol.45,p.283.(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81頁——譯者).

  (49)K.Marx to J.B.Schweitzer[October 13,1868],in MECW,Vol.43,p.134.(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83-584頁——譯者).

  (50)Molyneux,Marxism and the Party,p.36.

  (51)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in MECW,Vol.24,p.94.(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313頁——譯者).

  (52)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闡述,可參見P.Hudis,“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Vermittlung von Zielen und Wegen sozialistischer Politik,” in Wie lernt das linke Mosaic? edited by M.Hawel and S.Kalmring,Hamburg:VSA,2016,pp.196-211.

  (53)Quoted in G.P.Steenson,After Marx,Before Lenin:Marxism and Socialist Working Class Parties in Europe,1884-1914,Pittsburg:Pittsburg University Press,1991,p.279.

作者簡介

姓名:皮特·胡迪斯 工作單位:美國歐克頓社區學院人文與哲學系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王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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