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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立波:格桑澤仁與抗戰時期的漢藏貿易
2019年07月29日 08:53 來源:《中國藏學》2019年第2期 作者:鄒立波 字號
關鍵詞:格桑澤仁;抗戰;漢藏貿易;“西陲企業計劃”

內容摘要:

關鍵詞:格桑澤仁;抗戰;漢藏貿易;“西陲企業計劃”

作者簡介:

  摘要:能否動員邊疆各民族的抗戰力量是關乎抗戰成敗的重要問題。邊疆民族精英在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為凝聚康藏地區的抗戰力量,格桑澤仁在1941年初向國民政府提議實施“西陲企業計劃”,復興和拓展漢藏陸路貿易,從經濟層面滿足國家的戰時需求。在格桑澤仁的直接推動下,云南康藏茶廠、康藏貿易公司相繼成立、運營,采納和實踐了格桑澤仁倡導的政商結合、“產銷合作”、跨省貿易合作和遵從藏族人民消費習慣等貿易策略。這一系列策略的實施,加強了戰時漢藏經濟聯系,有力支援了相持階段的抗戰事業。文章依據檔案文獻,闡述抗戰背景下格桑澤仁角色的轉變,即如何以“官商”身份,通過整合國家力量和康藏資源,改善和加強戰時漢藏經濟聯系,應援抗戰所需。

  關鍵詞:格桑澤仁;抗戰;漢藏貿易;“西陲企業計劃”

  作者簡介:鄒立波,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教授。

  抗戰全面爆發后,動員全民抗戰和爭取抗戰資源成為實現救亡圖存、抗戰建國的持久保障。漢藏貿易對于抗戰相持階段的外援物資內運、漢藏關系穩固顯得異常重要。為響應國家戰時需求,格桑澤仁[1]率先倡議和調動康藏民族精英的力量,致力于漢藏貿易的復興和拓展,聲援和支持了困境中的抗戰事業。學界既往研究大多探討格桑澤仁在國民政府、地方實力派與邊疆民族精英之間權力博弈關系中的政治角色。[2]本文擬依據檔案文獻,闡述抗戰背景下格桑澤仁角色的轉變,即如何以“官商”身份,通過整合國家力量和康藏資源,改善和加強戰時漢藏經濟聯系,應援抗戰所需。

  一、“西陲企業計劃”及其實施

  1941年2月,格桑澤仁應國民政府交通部之邀,作了一場關于康印交通問題的演講。接著,格桑澤仁致函蔣介石,建議“以西康察隅地方與東印阿桑省接壤,堪以開辟康印國家路線”,表示將憑借自身“與康、滇、西藏三方面當道皆有相當聯絡及好感,今后在西陲多盡力于經濟之開發及文化之提倡”。[3]

  時值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爭取外援和抗戰物資是堅持持久抗戰的重要基礎。由于東部海運中斷,滇緬公路成為外援物資運輸的主干道。1940年夏,英印政府迫于日本施壓,曾短暫關閉滇緬公路,致使國內抗戰物資愈加短缺。國民政府決議開辟從四川西昌,經藏東南察隅,到印度阿薩姆的康印國際路線,確保物資供應線的暢通。1941年初,日軍在東南亞的攻勢咄咄逼人。南亞、我國西藏遭日本滲透的傳言不斷。國民政府不得不加快實施康印新通道計劃,[4]開始關注漢藏傳統商業貿易的戰略價值。同年1月,蒙藏委員會派駐西康調查組組長唐磊呈報稱,康藏經濟對于籌藏問題及戰時國防金融影響至巨,建議“以經濟方式之康茶籌藏一道”開發西南邊區富源,以便“打開漢藏數十年來貌合神離之局面”。[5]“康茶籌藏”的主張受到國民政府重視,被定為戰時治藏政策之一而付諸實施。鑒于戰時康藏物資流通的重要性,格桑澤仁越來越認識到加強漢藏經濟聯系和藏區經濟開發的意義。

  民初以來,漢藏貿易因政局動蕩,商道梗阻,交易額銳減,漸呈衰敗態勢。英印商品充斥西藏市場,并大肆銷往東部藏區。西藏羊毛等大部分農牧產品經印度出口,受英印各大貿易公司操控。據1944年格桑澤仁之弟格桑悅??疾燜?,“英國謀藏向采用經濟手段,予西藏種種經濟上便利,繼則訂約通商,享受特權,西藏出產以羊毛為大宗(出口年約三千噸),均由英商全數收買。印貨入藏,依約無稅,以致當地手工業無從發展,經濟實權操于英人掌握”。[6]在此背景下,絕大多數內地商品被排擠出西藏市場。邊茶銷量大幅減少,岌岌可危。

  英印資本操縱康藏市場的狀況很早已引起格桑澤仁的警覺和注意。不過格桑澤仁在抗戰前將政治問題擺在首位,視之為康藏“國防之設備,及關于開發富源,提倡文化交通墾殖,及一切應興應革之事”的前提。[7]1932年“巴安事件”后,格桑澤仁尋求康人地方自治的活動受挫,一度遭到國民政府內部的質疑。次年冬,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康藏政局變動。格桑澤仁再次受到國民政府的重用。1936年格桑澤仁乞假療養,重返康藏,寓居麗江,與劉文輝關系緩和,在川滇康邊區重新樹立起政治威信??拐餃姹⒑?,格桑澤仁投身抗戰救亡活動,多次奔赴前線和康藏各地獻旗慰問、宣傳募捐。[8]1940年12月,格桑澤仁出席東方文化協會招待會,呼吁國內各民族同心合力,爭取抗戰勝利,坦言邊疆各族“因為交通的阻梗,人口的稀疏和地方的貧乏,對于抗戰的供獻,無論人力財力,雖也曾各盡其心,但較之內地同胞,則相差遠甚”。[9]

  為充分調動和發揮康藏地區的抗戰力量,1941年初格桑澤仁先后向蔣介石、行政院面呈“西陲企業計劃”等方案?!拔髭鎩碧刂覆厙?,包括“西藏、西康、青海三區及川滇甘三省所屬約三十余縣地方在內”。[10]方案對推動西陲經濟開發、漢藏經濟聯系作了總體規劃。格桑澤仁在致行政院院長呈函中寫道:

  本人年來住滇邊麗江休養期間,見于戰時資源之重要及邊疆開發應著重經濟之意旨,隨時留心考察藏康一般經濟情形,并與若干藏康富商巨子聯絡商討,期以聯合之力量,采用較新之商業組織與方法,導向有利國家戰時經濟政策范圍之內,從事較大規模貿易。

  在派人分赴印藏各地考察后,格桑澤仁提出“西陲企業計劃”實施的前提是:第一,西陲經濟以西藏為主。計劃應由中央直接統籌辦理,“以云南麗江為其根據地,而向西發展”。第二,為減輕實施阻力,該計劃“不擬用政府名義接洽,純以商人資格自動進行,經營企業公司,既有雄厚之資本、嚴密普遍之組織,并在內地政府及銀行贊助之下積極發展”。第三,招攬商股。參加商股“擬征洽聯絡藏康各大商家及有力之貴族、官紳、富僧分別加入”,“對于各地之中小級商人及大小運輸腳主,應盡量吸收,加以組織雇用”。具體實施業務包括:(1)調查籌劃西陲財政金融,推行法幣及辦理存放匯兌;(2)代貿易委員會收購康藏物產,分別外銷或內銷;(3)提倡實業投資,采辦簡易礦業,改良康藏皮毛手工業,使合內地售用,與有關軍事機構合作代其收集軍用物資;(4)運銷國內素來行銷西藏之貨物,與中國茶葉公司合作代其大量運銷川滇茶葉入藏。[11]“西陲企業計劃”試圖在國家政策和資本扶持下,以近代商業組織整合社會、經濟資源,推動藏區與內地之間的商品交換和物資流通,運用藏區資源優勢,從經濟層面支援國家抗戰。漢藏貿易乃是整個計劃的核心。

  事實上,在和盤托出計劃前,格桑澤仁已選擇銷藏滇茶,著手試辦實施。滇茶銷藏始于清初,以緊茶為主。[12]由于民初銷路不暢,1918年滇商另辟經緬甸、印度入藏的新商路。經新商路運茶入藏的運期短、運費相對節省,又受益于滇緬條約優惠,可免納商稅。1926年以后滇省知名商號大多改道新商路。自此,滇茶銷藏路線分作北路和南路。[13]北路滇茶大部分在大理下關揉制,轉運麗江、阿墩子(今德欽)入藏銷售。南路滇茶多數集中于佛海(今勐海),沿新商路運銷西藏。南路滇茶銷量增長迅速,遠遠超過北路。

  1940年間,格桑澤仁為療病休養,常住麗江,頻繁往來于川、滇、康之間。是年冬,格桑澤仁路過昆明,以蒙藏委員會委員的名義與云南中國茶葉貿易公司[14]總經理鄭鶴春多次商談“近年川滇兩省藏銷茶葉應如何經營及藏中茶荒急待救濟諸問題”。除取道緬甸、印度輸藏外,滇茶經北路銷藏為數甚少,又多摻雜。川茶輸藏已陷停滯。藏中頻生茶荒。格桑澤仁“對于增加生產及恢復原有銷路,維系政治經濟之關系,至為關切”。鄭鶴春對格桑澤仁在滇試辦茶廠的想法極表贊同。雙方初步達成擇地制造、運銷麗江的共識。因“此事關系國茶藏銷”,[15]受到中國茶葉公司的重視和認可。

  經多方組織籌備,1941年5月云南康藏茶廠在下關正式投產運營。茶廠屬官商合辦。商股、官股各居半數。格桑澤仁以“康藏商人”兼“格桑記”商號經理身份加入商股,充當“康藏滇商股代表人”。官股由云南中國茶葉貿易公司投資。鄭鶴春、格桑澤仁分任茶廠經理、副經理。在格桑澤仁的推動下,云南康藏茶廠成為近代滇省首個由國家注資、專營銷藏緊茶的產制運銷企業。茶廠創辦后,格桑澤仁多方致函聯絡銷路,改良銷藏滇茶,樹立商業信譽。但是受“資金弱”“開支大”等因素所限,茶廠在滇茶銷藏市場的占有份額相當有限。1942年初,格桑澤仁轉赴巴安(今巴塘),籌議和推動“西陲企業計劃”的全面實施,將經營范圍進一步拓展到整個漢藏貿易。

  “西陲企業計劃”最終促成1942年4月康藏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擋孛騁墜臼粲詮時塵暗納貪熳櫓?。股東數量龐大,涵蓋邦達昌、桑都倉、大金寺、德格土司崇恩倉、康藏茶業公司、康裕公司等康藏地區各大藏商、漢商、寺院和官紳等。格桑澤仁、格桑悅希以巴薩倉代表人名義入股,分任常務董事(后改任董事長)、總經理。公司資本雄厚,營業范圍包括購銷康藏特產、國內外重要物資輸入輸出、代辦國內外工商原料制品購銷及運輸、代辦康藏各地款項劃撥。總公司設于康定,視業務需要在拉薩、江孜、亞東、昌都、玉樹、理化(今理塘)、甘孜等地設分公司或辦事處。營業網點遍布康、藏、印各地。[16]時人贊譽道:“公司資本之充足與組織之宏偉,實為康藏之冠,尤以能集合漢康藏同胞合力組成之,更創漢康藏間關系之新紀元”。[17]總體言之,康藏貿易公司的運作模式、組織架構、營銷范圍等基本遵循格桑澤仁“西陲企業計劃”的設想和原則。

  康藏貿易公司成立后,先后與國民政府貿易委員會、經濟部、交通部、中央銀行等部門合作,策劃實施邊茶換購土產、收購儲銷西藏羊毛、開采后藏硼砂、組建康藏馱運公司及代辦西藏匯兌等業務,在疏通康印國際通道、運輸抗戰物資、建立康藏金融網及供應內地工業原料等方面成績卓著。[18]對此,時論高度評價稱,“以現代方式經營的商業組合,在追求利潤之外,對西藏政治經濟可能賦予歷時性的影響的企業,當自康藏貿易公司始”。[19]

作者簡介

姓名:鄒立波 工作單位: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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