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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國家:“國家知識”的人類學闡釋 ——基于與西方國家中心主義范式的比較研究
2019年07月30日 09:19 來源:《世界民族》(京)2017年第4期 作者:李元元 字號
關鍵詞:雙面國家/國家觀念/國家實踐/人類學

內容摘要:

關鍵詞:雙面國家/國家觀念/國家實踐/人類學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在歷經20世紀70年代“找回國家”的范式轉換后,西方政治學重新將“國家”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但是,這種以韋伯式定義為基礎的國家中心主義在描述現實國家時卻陷入了一種難以“自圓其說”的悖論之中,“強國家”的理論預設并不能解釋全球化時代復雜多樣的國家形態。人類學視野中的國家是一種“雙面國家”:它由統一性的國家觀念與碎片化的國家實踐組成并為二者的互動結構所塑造。人類學將“文化”和“普通人”帶回國家研究,在跨文化比較的框架內理解國家觀念與國家實踐的互動關系,由此為國家中心主義的“國家悖論”提供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解釋。與西方政治學的國家中心主義范式相比,人類學的“國家知識”強調國家的動態性、矛盾性與文化相關性。

  關 鍵 詞:雙面國家/國家觀念/國家實踐/人類學

  標題注釋:本文是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青海熱貢藏區地方性市場發展的文化機制研究”(14CMZ021)、第59批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西北民族地區農民群體利益表達的文化機制研究”(KLH354803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李元元,副教授,甘肅政法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上海 200433

  一、“強國家”還是“弱國家”:國家中心主義范式的“國家悖論”

  國家曾是西方傳統政治學的核心概念,以至于國家研究一度成為政治學的代名詞。但西方政治學的這一學術傳統在20世紀中葉,特別在二戰結束之后發生了轉向:政治學研究中心從歐洲轉向美國,國家研究逐漸被當時風頭正勁的“結構功能主義”所遮蔽:國家概念轉化為政治體系與政治系統;傳統國家研究的制度主義取向則被行為主義視角所取代。大多數政治學家開始將關注點轉移至具體的政治行為與政治制度上,他們開始用一種功能主義的立場看待國家,認為國家只是社會系統的整合工具。這一研究取向很大程度消解了國家在政治學領域曾經的中心地位,在大多數時候,國家似乎被選民、政黨制度與各種利益集團所“俘獲”,只能作為一個無足輕重的模糊背影而存在。因此,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政治學的主流闡釋中,國家不代表獨立的政治能量與政治利益,也無力改變宏觀社會結構,甚至不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單元?;謊災?,國家被“遺忘”在政治學甚至是社會科學的研究中。

  但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與政治學后行為主義的興起重新喚醒了政治學領域內的國家研究,從事比較歷史研究的政治學者們通過對歷史的考證重新賦予了國家“獨立自主”的身份。以斯考切波(Skocpol)、邁克爾·曼(Michael Mann)、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為代表的政治學家雖然對國家性質、國家及其權力起源的觀點并不一致,但就“國家是否具有自主性”這一問題還是達成了默契的統一:首先,國家應該被視為一個維持特殊、自治狀態的組織,它所具有的利益、權力與制度足以使自身與其他社會組織相分離,構成一個相對自主的場域;其次,以權力為支撐的國家有能力根據自身的意志,通過各種政治手段去形塑和改造社會。①在國家中心主義的分析框架中,一種“強國家”的形象躍然紙上。這當然不難理解:當政治不再需要“系統性地與其他亞系統相結合”才發揮功能時,國家所擁有的高度強權有能力通過暴力、法律、官僚和其他工具重塑人們的行動,并將國家意志延伸至他們對自身的認知中。國家中心主義的這種“強國家”觀念被廣泛地應用于對第三世界社會變革的研究。例如,深受這一觀念影響的國家法團主義與官僚權威主義就強調國家在支配社會與推動社會變革過程中的“領導者”地位,宣稱“國家的特征是擁有強勢且相對自主的政府結構,其根本目的是試圖將一種基于強制且限制性的多元主義的利益代表系統強加給社會”。②這種分析視角將國家權威的強弱、國家政治結構的完善與否作為社會變革是否順利的關鍵因素,具體而言,國家能力越強,就越有能力去支配和重塑社會,將社會變革沿著自身規定的方向順利推進。

  但吊詭的是,一種“弱國家”的形象也同時出現在這一時期政治學文獻中。易言之,國家中心主義范式下的“強國家”預設與現實世界中真實的國家能力相去甚遠。很多政治學者在世界范圍內的田野觀察表明,即使很多國家擁有完善的政治制度結構,也有足夠強大的暴力機構為后盾,但依然無法保證體現自身意志的公共政策得以順利推廣?;謊災?,國家無力去支配與重塑社會,社會變革在極大程度上獨立于國家的內部力量。不同于國家中心主義學者在歷史中“找回國家”的研究路徑,支持“弱國家”觀念的政治學家大都對第三世界的國家實踐進行了細致的田野觀察。格林德爾(Grindle)仔細審視了墨西哥的國家政策實施過程,結果發現盡管這個國家的“官僚精英和其他政治階級已經聯合在社會中建立起垂直的權力關系”,但國家試圖在鄉村地區推行再分配政策時卻屢遭挫敗。③弗蘭克爾(Frankel)對印度的田野觀察顯示了國家出臺的政策與社會對這些政策遵從性之間的分離,弗蘭克爾將其稱為“執行的失敗”。④斯科特則在其著作中闡釋了大量國家規劃的失敗,盡管這些國家擁有無可比擬的政治權威。⑤

  以上學者對現實生活情境中“弱國家”的描述使得國家中心主義“強國家”的理論假設面臨極大的?;?。更令國家中心主義坐立不安的是,自由主義思潮與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重要性:自由經濟秩序下的跨國公司、超越國界的政治-軍事聯盟似乎正在將國家重新遮蔽。盡管國家中心主義者們仍在爭辯:國家及其未來依然會很重要,因為直至21世紀,國家仍是權力和資源的最重要的容器,不僅政治會圍繞國家展開,所有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與?;せ肪車墓艙叨夾枰依賜貧蜆壹淶男?。⑥但是,現實卻一再表明國家中心主義“強國家”的理論假設已經無法解釋當前國家的現實,政治學研究中的國家能力在“強”與“弱”之間陷入了一種自相矛盾的悖論之中。那么,在這個快速變遷、全球化進程越演越烈的時代,究竟何為國家?當前的國家究竟是“強”是“弱”?如何合理地對國家中心主義框架中的“國家悖論”進行解讀?當國家中心主義范式對這些問題陷入困境之時,人類學關于“國家知識”的闡釋可能會給出一個不同的答案。

作者簡介

姓名:李元元 工作單位:甘肅政法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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