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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或陷阱:個體化視角下的少數民族現代化轉型
2019年07月31日 10:05 來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銀川)2018年第5期 作者:李翠玲 字號
關鍵詞:個體化/少數民族/現代化/社會轉型

內容摘要:

關鍵詞:個體化/少數民族/現代化/社會轉型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當前,中國的少數民族社會正在經歷不同程度的個體化變遷。由于以社群為特征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機制被視為少數民族現代化轉型的主要障礙之一,因而個體化對于打破這一困境,推動少數民族現代化發揮了積極作用。不過,研究也表明,個體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的現代化,但也帶來了諸多社會問題,不利于少數民族生態、經濟、社會、文化的可持續發展,還有可能導致族群意識強化,引發族群矛盾沖突。

  關 鍵 詞:個體化/少數民族/現代化/社會轉型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公共生活與農民市民化的社會文化機制研究”(14CSH022)。

  作者簡介:李翠玲(1979- ),女,湖北荊門人,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博士,主要從事文化人類學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少數民族現代化進程雖然持續推進,但困難重重,一直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許多學者將少數民族現代化轉型的困境歸因于其特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機制,認為二者所形成的結構性制約是少數民族實現社會轉型的主要障礙。如果這一論斷成立,那么近年來個體化在中國社會的快速擴張,將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有利契機。

  個體化與現代化常常相互交織,互為因果。大多數情況下,個體化都被視為現代化的核心特征,是衡量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當前,隨著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社會改革逐步深入,個體化浪潮逐漸席卷中國社會,這已成為主流學界的基本判斷。不過,當前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都市和漢族鄉村地區,少數民族個體化尚未進入大多數學者的視野,相關論述僅散見于針對民族村寨經濟轉型、社會變遷、社會分層和族群認同的分析中①。目前,只有劉紹華在對彝族相關問題的研究中,明確將個體化作為討論視角之一,但其寫作風格和研究主題限制了她對于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1]。

  這種研究狀況與少數民族個體化現狀,以及個體化在少數民族社會轉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均存在較大差距。近年來,相當一部分有關少數民族社會的研究顯示,個體化已經滲入到少數民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少數民族社會變遷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動向之一。少數民族社會,尤其是少數民族村寨,通常表現出濃厚的共同體生活特征,作為少數民族傳統社會結構和價值倫理的對立面,個體化將把少數民族現代化引向何方?個體化與少數民族發展關系如何?會對少數民族社會帶來何種影響?這些都是對少數民族社會發展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亟待回答的問題。本文將從個體化與現代化之間的關系入手,針對少數民族社會結構特點,討論個體化對少數民族社會轉型的影響,并在此過程中嘗試對上述問題進行思考和分析。

  一、個體化理論及其現代面向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注意到現代社會中的個體化趨勢。那么,什么是個體化呢?貝克提出的“三重個體化”,在明晰個體化概念,使之成為可操作的分析工具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三個維度分別是:(1)解放,即從歷史規定的、在統治和支持的傳統語境意義上的社會形式與義務中脫離;(2)去魅,與實踐知識、信仰和指導規則相關的傳統安全感的喪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通過新形式的社會義務,被解放的個人被重新植入社會[2](156)。

  此外,其他幾個觀點也對個體化概念的理解不可或缺。一是個體化意味著既有社會形式解體。個體化的出現和發展與階級、社會地位、性別角色、家庭、鄰里等傳統范疇的衰微是同一個過程,隨著它們對個體約束的淡化,社會的分化和多元也達到了新高度。二是當前的個體化表現出明顯的制度化特征。如果說現代早期的個體化強調個人自由和解放,那么后現代的個體化則主要是制度強加的結果。現代社會的核心制度,包括基本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以及維系這些權利所需要的有薪工作、培訓和流動,都是為個體而非群體配備的[3](10)。三是“為自己而活”的自我文化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變成了幾乎所有人的愿望和集體經驗。這種自我文化的內容包括強調自我利益、重視個體感情和欲望、以自我為中心、為擁有屬于自己的生活而奮斗或抗爭。上述對個體化理論的梳理顯示,不論從社會結構、制度安排還是文化價值來看,現代化都與個體化具有某種內在一致性。事實上,個體化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早已被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反復論證。

  從經濟角度而言,為了使貨幣、土地、勞動力都變成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在資本和生產主體之間建立起由資本全面支配的、市場性質的關系,在經濟領域與社會生活中徹底摧毀共同體及其規則,促使大眾脫離共同體而成為自由的個體勞動力,便成為市場體制運轉所必需的、甚至是決定性的條件[4](29~33)。對卡爾·波蘭尼來說,現代化轉型就是一個經濟逐漸與社會分離,以及生產勞動與生活中的其他活動相分離的過程,其結果就是經濟凌駕于社會之上,社會生活受市場規律支配[5](140)。這也意味著“毀滅生存的一切有機形式,并代之以一種不同類型的組織,即原子主義和個體主義的組織”。

  從政治角度而言,現代政治與傳統政治的主要區別之一,就是統治者將民眾作為制定政策的目標、受益者和授權者[6]。在現代社會,政治權力不斷擴大,最后擴及全體成年公民,將他們結合進一個意見一致的道義、法律與制度共同體,亦即建立在公民權基礎上的現代民族國家。以民主為核心的現代政治制度,在本質上就是眾多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地位的獨立主體之間的自由結盟,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不再出于“神授”而是來自世俗人民的批準。這種建立在“民意”之上的政治制度形成的前提,就是將個體鍛造為自主的權利承載者,因此,個體的自由解放便成為內在于西方現代化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社會結構而言,現代化是高度分化和高度專門化的:個人角色的獲得不再取決于血統、地緣、種姓或等級等先賦條件,而是依據個人成就和功績而定;財產和權力按照先賦方式分配的程度大大降低;個人所承擔的各種社會角色分離,尤其是職業角色與政治角色,以及這些角色與家庭和血緣關系角色的分離;專業人才自由流動[7](3)。此外,現代社會的結構特點還包括親屬群體縮小、家庭功能弱化、個人主義進一步加強,以及社會控制減弱等。

  從文化觀念而言,現代化要求培養出新的人格取向、品性和態度,包括效率、勤勉、準時、創造精神、守紀律、節儉、自力更生、積極進取、善于交流合作、密切注意在變化的世界中出現的各種機會等[8](28)。韋伯把以理性和追求財富為核心的新型價值觀概括為“資本主義精神”,并將其視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前提。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現代化產生了一種注重進步、改良、幸福、能力與情感的自然表現,強調個性、個人尊嚴,講求效率的新型文化價值觀[7](6)。

  這些論述表明,在某種意義上,現代性與個體化指的是同樣的社會狀況,二者遵循相同的發展進路并相互強化。這就使個體化的發展與現代性的增長呈現一種正相關關系——個體化程度越高,現代化程度通常也越高。貝克夫婦指出,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亞文化有不同的發展速度和個體化速度,發展和個體化是同步的[3](239)。這些觀點的出現,為從社會結構角度思考“遲發展”地區的現代化困境提供了啟發。

作者簡介

姓名:李翠玲 工作單位:武漢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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