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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社區:移動新媒體時代的自我、他人與地方
2019年12月04日 10:24 來源:《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作者:謝靜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

  本文提出私社區概念,以描述移動新媒體時代的自我、他人與地方新關系。借助于當前獨特的地理媒介,人們以自我為中心,構造了自我與地方、自我與他人的多重關系,展示出散布式、碎片化的社區形象,并且在社交網絡中以多種方式連綴、拼貼。這種社區形態打破了傳統社區統一、穩定的公共形象,體現了個體與公共的矛盾性共存,因而稱其為私社區。與傳統的依賴性、政治性社區不同,這種私社區主要呈現出審美的公共性。而地理媒介的具身中介化性質,耦合了身體、物質與符號,連接了具身與中介、物質與象征,由此創造了私社區新的社區感。地理媒介生成的私社區并未完全取代傳統和現代社區,但是開啟了一種新的社區生活,同時影響個人的主體性與社區的公共性。

  關鍵詞:

  地理媒介/審美公共性/具身中介化/社區感/地方拼貼

  作者簡介:

  謝靜,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 200433

  基金項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溝通城市:新媒介背景下中國城市傳播狀況調查和評估”(16JJD860001)的階段性成果。

 

  在移動時代談論地方社區,似乎陷入一個悖論。當信息技術全面植入物質生活、個體的移動性與靈活性大幅度增強的時候,如果沿襲傳統的社區營造邏輯,用定著對抗移動,用地方抵制全球,用肉身替代虛擬,猶如手持長矛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注定徒勞無功。

  人類終將永遠失落那種曾經帶來家一樣溫暖的地方社區嗎?仔細觀察當前城市居民與其生活地方的關聯方式,我們的回答卻又不能如此斬釘截鐵。因為,一方面,雖然那種“休戚與共、同甘共苦”“默認一致”①的共同體式地方社區已然難以普遍存續,終將成為“失落的天堂”②;但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借助于新的媒體技術,構造一種截然不同的人地關系。比如,借助電子地圖,人們能夠更隨意地親近地方、造訪社區;在運動軟件上記錄自己的行走軌跡,同時在社區虛擬空間鐫刻自己的痕跡并廣為分享;在社交媒體上貼出自己拍攝的社區照片,標注地理位置向朋友展示,等等。已有經驗研究表明,并不如一些批評所斷言,定位媒體削弱了人們的地方感,相反,憑借網絡互聯,通過提供地理相關信息和經驗,記錄和分享與地點相關的印象,以及通過陌生化和去商品化等新穎而愉悅的方式呈現地點,定位媒體為人們提供了個人營造地方的自由。③

  不過,新媒體的地方營造顯然已經不同于過去,在前述媒體行為中,人們親近、表達、展示并分享對于地方社區的情感的方式,大多在移動中完成,并廣泛借助于影像、地圖等視覺手段。這種人地關系、社區關系,已然大異于滕尼斯的地方共同體。在此,移動亦能創造地方,全球與地方不是互斥而是并置(身體或/和心靈可以同時處于特定地方和全球任一地方),肉身在虛擬空間和地理空間交相呼應。而且,在移動、社交媒體中顯示出來的地方形象各不相同,人們與地方的關系深淺不一,甚至相互觀看的人與人之間也互不熟悉,卻通過相似的社區圖景或相鄰的地圖位置而建立起一種新的關聯。

  這是一種全新的地方社區,它不是傳統社區的回歸,卻又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現代化、城市化之后地方消失的悲慘命運,同時也挑戰了傳統的社區理念。社區越來越失去穩固的定位以及相對封閉的邊界,而是更多地在移動、變換中不斷生成。不似傳統社區的人為營造,這種社區的生成進一步凸顯了媒體的中介作用,在自我、他人、媒體和地方之間形成新的連接網絡——新的“雜合體”④。

  這一新的“雜合體”擁有一個共性:它以個體為中心,在移動新媒體的中介下,構造了自我與地方、自我與他人的多重關系,展示出散布式、碎片化的社區形象,并且在社交網絡中以多種方式連綴、拼貼。這種社區形態打破了傳統社區統一、穩定的公共形象,體現了個體與公共的矛盾性共存,因此,我們也以一種矛盾的方式將其命名為“私社區”。私社區既是個人化的,又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而個人化與共同性的創造,都有賴于新媒體特殊的技術可供性。移動媒體界面綜合了文字與圖像,連接了人與人、人與地方,不僅再現了地方社區的多樣化的具體形象,還形塑了人與地方社區的多維度的具身關系,促進了一種全新的社區感。面對這些新的現象,我們需要探討和思考:移動新媒體中介下的社區形態與傳統社區究竟有何不同?它如何生成?它將如何改變個人的日常交往與公共生活?本文希望通過解析人與地方、他人交往方式的變化,探討移動新媒體在型構人地關系、社區關系中的新的可能性,以及新的社區問題。

  一、作為審美的社區及其“私人化”

  長久以來,基于地方的社區生活主要有兩個基本面向:一是與周遭物質環境的關系,體現為“戀地情結”⑤,或者在地方有意義地生存,即“詩意地棲居”⑥;二是與他人共處,形成有價值的集體形式,即“共同體”⑦。在傳統社會,由于交往范圍有限,上述兩個面向之間基本協調一致,且相互促進,人們對于地方、社區的認同,往往同時包含了對于所處物質環境和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群體的情感聯系。不過,隨著交通、傳播技術的發展,人們交往關系中的中介因素越來越多,具身性關系越來越讓位于中介化關系,社區終為滕尼斯所說的社會——一種“暫時的、表面的共同生活”——所取代。新的關系中介,典型如貨幣⑧、“印刷資本主義”⑨、或者電視所制造的“媒介事件”⑩,它們突破地理障礙,在越來越大范圍的空間中將人們連接起來。但同時,由于這些媒介的標準化、大眾化,甚至全球化,“想象的共同體”拉平了多樣的、紛爭的、狹小的地方共同體,導致了地方的消失,在國家乃至全球層面進行整合,甚至完全與地方無關,導致“虛擬社區”(11)出現。這樣的現象,即是“脫域”(disembedding)(12),或者非地方(non-place(13))、無地方(placeness(14))、地方無感(no sense of place(15))等。

  面對地方社區“消亡”的恐懼,人們努力采取各種手段重建社區,其中最為典型的方式即作為抵抗的力量而構建的地方共同體:“通過集體行動建構起來、通過集體記憶保存下來的地方共同體,是認同的一種特殊資源。但是,這些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防衛性的反應,為的是反抗全球無序和全球失控的無奈,反抗節奏太快的變化?!比歡?,正如卡斯特所說,“這些認同所構筑的,不是天堂,而是避風港”(16),在勃然崛起的網絡社會面前,作用終是有限。中國的社區建設添加了從“單位人”向“社區人”轉變的特殊背景,因而被寄予了“居民自治”和“基層民主化”(17)的期望。但是,在實際的社區建設過程中,居委會大多被當作“政府的腿”,社區自治的作為有限。(18)社區認同缺失往往被認為是居民自治的障礙,而居民自治的制度藩籬和實際困難,又進一步加劇了社區認同構建的難度。

  其實,無論是“社區消亡”還是“社區重造”,基本上都沒有超出滕尼斯所界定的社區概念,即視社區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依賴性、必然性場域,它構筑了無可逃避的共生關系,用帕克的話說,社區中的人就是“生活在多種多樣的依賴關系之中,這種相互依存關系與其說是社會的,不如說是共生的”(19)。但是,社區研究者早已發現,這種必然性的共生關系已然逐步消解,當前的社區多是“有限社區”(20),即局限于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而不是全部領域。不過,從社會學和政治學出發,人們往往聚焦于社區的政治意義,關注社區在權力過程中的作用(如卡斯特所說的作為抵抗的共同體),仍然帶有較為濃厚的強制性因素,而相對忽視了社區公共生活中非權力政治的維度,以及地方作為“詩意”的存在。

  其實,作為公共生活的社區,不僅僅是討論公共事務、協調利益關系的地方,還是人們向陌生人展示自我、交流情感的具體場景,即戈夫曼所說的“劇場”(21)。正是“從世界劇場方式觀察公共領域”,森尼特提出了與阿倫特、哈貝馬斯強調理性討論的公共領域不一樣的觀念,森尼特所關心的公共領域暫時擱置了“理性面具”,以“自我戲劇化”的方式展示差異、形成刺激和集聚,因此是一種“注視”勝于言說交往方式,體現了審美的公共性。(22)如果從審美而非權力政治的角度來觀察社區就會發現,即便許多人在社區中較少參加公共討論和自治行動,但是卻以“自我戲劇化”的方式參與到社區生活中,也在注視他人的戲劇化行為中認識社區、觀賞社區從而認同社區。比如,在社區公共椅子上安靜地閱讀,在社區花壇前拍照留影,一方面表達了個人對于社區公共空間的理解與情感,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激發他人的社區生活想象,體現一種非政治的公共性。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個人與他者、個人與地方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松綁,不再具有以往所強加的必然性與束縛。當然,這并不是說劇場就沒有規范,恰恰相反,劇本的限制依然存在,但是畢竟不同于直面利益沖突與政治對話時的厚重與堅硬。也許人們不再擁有戰友般深厚的情誼,但是輕快而表象化的社區生活,更接近于深水靜流的日常性,也更具有持久性。

  事實上,對于個人社區生活的展示,從寬泛的意義上解讀,也是一種政治行為,即差異政治的正義性。芝加哥大學政治學者楊提倡摒棄傳統的公私二分法,認為“不應將‘私’定義為‘公’所排除之物,而是應當在自由主義理論的張力中,將之界定為有權排除他人的生活與活動。在這個意義上的‘私’并不能被公共制度排斥,而是個人選擇從公共視野中撤出的領域”(23)。由此,個人堅持將私人層面的東西展現于公共空間,只要不違背他人利益,就不應當被干預、剝奪。從私的角度來重新理解公,那么公就不再是私的對立面,而是對私的開放和通達,即楊所謂的“異質性公共空間”。也正是從這一角度的公私觀念出發,我們提出私社區的概念,將社區看作是通達私人日常生活最為細微、瑣碎層面的地方,不僅要求理性言說和協商對話,也容納情感性的表達與展演。不過,與戈夫曼的場景觀不同的是,在我們看來,社區物質環境不僅僅是私人生活得以展開的既定場所,也是被人們積極利用的在手資源,用以構造于自我具有獨特意義的社區時空;社區的地方不僅僅是劇場,也是道具,是拉圖爾所說的“行動者”。在這樣的社區中,人們以自我為中心,將他人與地方編入舞臺。由于演員和舞臺都是個體化的,所以社區也并非整齊一致,甚至居住在同一區域的不同個體心目中的社區范圍與形象也大不相同,更不要說很少有人活動范圍完全一致。總之,私社區以個人為中心,更為多元化,多種私社區在世界與媒體當中異質共存。

  一位年輕攝影師姚的社區實踐,生動地詮釋了私社區的審美性以及自我與社區的新關聯。姚來自成都,從復旦大學研究生畢業后,居住在上海市中心淮海中路的上海新村(24),一個典型的上海里弄的亭子間里。姚選擇居住在此,即使收入微薄不定,即使住宿條件逼仄艱苦,也堅持租住在這個昂貴的社區,原因很簡單:“我喜歡這個地方”。但是,她很少與本地人交流,她如數家珍的街區故事,大多來自少數朋友和媒介。她那位在此居住了數十年的房東夫婦,也很少與鄰居說話,這在她看來,就是上海人的文明:冷靜、內斂。姚曾經是雜志社的圖片編輯,后辭職不再在機構從事固定工作,更多地游走于周邊街區,也偶爾遠游國外,用手機鏡頭記錄下一個個細節和場景,參加攝影展、出版自己的攝影專輯。她把自己全方位地浸入地方社區,再現社區。當她帶領我走在這個地方,時不時就會隨手指著一棟建筑,述說它的前世今生;或者站在一個小小的點心鋪前面,嗅著濃濃的香味,說這是她經常購買的早餐。在一片飯店、咖啡館密集的地方,她說這是她的“客廳”,朋友來了就到這里坐坐。一條安靜的街道,則是她的“走廊”,經常路過,卻較少停留。在這個區域,她拍攝了大量照片,大多是一些司空見慣的細節,但是經過她的鏡頭框定、凝固,變成一種“驚喜”。在她住所附近烏魯木齊中路上有一個小小的門面,取名“寄存處”,以藝術展示加售賣的方式面對街區居民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開張的時候,“寄存處”邀請姚舉辦了為期兩周的個人攝影展,展出她拍攝的本街區的照片??吹剿惱掌?,一位鄰居阿姨驚呼:這就是我經常路過的地方??!我也可以拍出這樣的照片!姚更多的照片是第一時間發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標題大多是某某街道、某某地方。朋友時?;嵩謖掌旅媼粞裕赫飧齜溝晡胰ス陌?!這個位子我也坐過!姚的攝影也許算不上“私攝影”(25),但是卻展示了厚重的個人視角和個人感受。有人在評論姚的攝影作品時說:作為同行者,看著她拍照,“隨后,我們便會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她拍的照片,同處現場的自己與她所看到的場景竟然有這么大的不同。再加上她給照片賦予的只言片語,又能清晰地體會到某種感覺上的折射,好像她拍攝的根本不是眼前的那片真真切切的現實,而是存在于另一個維度里的某種只屬于她的獨特感覺”(26)。不過,正是通過這些極具個人化的影像,姚的鄰居和網友感受到了社區的魅力;通過這一私社區,姚及其微信朋友圈連接了廣泛的人群,觸及世界各地。

作者簡介

姓名:謝靜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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