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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緒爾社會語言觀源考
2019年12月16日 17:33 來源:《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謝剛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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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摘  要:“語言是表現差異關系的純粹價值系統”這一論斷是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生命力所在, 它詮釋了語言作為社會制度存在的本質。然而, 長時間以來索緒爾的語言社會觀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 甚至是被扭曲。究其根本, 索緒爾社會語言觀的譜系學問題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厘清索緒爾社會語言觀的譜系學淵源, 有助于正確認識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時代進步性和局限性。這既是對索緒爾理論的尊重, 也是普通語言學健康發展的理論前提。通過對哲學史和語言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社會語言觀的梳理與檢視, 將使這一問題的回答進一步明晰化。

  關鍵詞:索緒爾;社會語言觀;洛克;庫爾德內;保羅;惠特尼

  作者簡介:謝剛, 男, 吉林大學公共外語教育學院副教授, 語言學博士。

  基 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18BYY186);吉林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 (2015BS063);中央高?;究蒲幸滴窕鶼钅?(2018QY008)。

 

  語言的存在意味著社會人的存在, 這即是說語言凝聚了人的社會性本質。韓禮德指出:“語言與社會人是一個一體的概念, 因而兩者應當作為整體來考慮和研究。不存在沒有語言的社會人, 也不存在不被社會人所使用的語言?!盵1]8由此看來, 社會屬性是語言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本質。索緒爾恰恰是把握住了“語言是一種社會制度”這一真理, 開創了語言學研究的新思路??梢運滌镅緣納緇崾糶允撬饜鞫礪鄣那疤岷馱ど?。以往對索緒爾理論的研究過于關注“任意性”“能指”“所指”等概念, 忽視了對索緒爾社會語言觀的關照, 造成了對索緒爾理論的誤解, 認為索緒爾理論體系是一種“內在論”語言研究。對此, 屠友祥批評道:“目前的索緒爾研究存在一個偏向, 就是強調語言符號的任意性。這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語言符號的社會性, 而任意性其實正是由社會性導致的?!盵2]35-41索緒爾的語言本體研究不同于以往的語文學式的語言本體研究, 他的社會語言觀也異于以往的對語言社會屬性的論述。以往對索緒爾的社會語言觀的討論都是從任意性的角度展開的, 混淆了任意性與規約性 (社會性) 的本質區別, 造成對索緒爾社會語言觀的誤解, 從而把本不屬于索緒爾本人的社會語言觀強加到索緒爾之上。厘清索緒爾社會語言觀的理論來源是十分必要的, 這將對深刻認識索緒爾的社會語言觀的進步性和局限性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對前索緒爾時期及索緒爾時期的社會語言觀的梳理來辨析、考證這些觀點與索緒爾社會語言觀的差異和聯系, 以期修正關于索緒爾社會語言觀淵源的錯誤認識。

  一、對古希臘語言觀的反思

  古希臘時期是哲學的黃金時代, 語言作為哲學思考的媒介和對象也被給予了認真和嚴肅的思考。由此, 語言哲學在古希臘時期迎來了第一次發展契機。古希臘時期哲學家關于“名實”的辯爭為西方曠日持久的“唯名論”與“唯實論”“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爭執奠定了基調?!罷幣淮試詮畔@壩鎦械囊饉技次罷返拇氪恰?。最早對語言反思的當屬赫拉克利特, 他認為用什么詞來表示事物并不是根據事物本身的性質, 而是根據習慣, 是由人們確定的, 即約定俗成[3]103-106。普羅泰戈拉和普羅狄克也都曾對“正名”提出過自己的觀點。蘇格拉底曾建議赫謨根尼向普羅泰戈拉學習正名??路訊略蟯撇? 普羅泰戈拉在《論真理》中一定討論過正確使用名稱的問題。他還提到公元前443年, 普羅泰戈拉應伯利克里邀請, 為圖里的新殖民城邦修訂法律時, 將立法家卡隆達斯的法律用語“權利”訂正為陰性詞。從法律語言的社會意義上看, 普羅泰戈拉的“正名”方式是其“社會名實觀”的體現。智者們對語言的本質已有了自然論與約定論的分歧。而重視語言問題并聯系人對語言作較為深入的哲學思考的思想家, 當首推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并沒有留下可供后人考證其思想的著作, 他的語言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柏拉圖的長篇對話《克拉底魯篇》中。從這一點看柏拉圖與蘇格拉底的語言哲學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當時古希臘思想界在語言起源問題上有physisis (實體, 本質) 和nomos (名稱) 的爭論, 前一派主張語言是自然天生的, 即“非任意說”, 后一派主張語言是約定而成的, 即“任意說”?!犢死茁稱吩蚍從沉蘇飭街窒嚳垂鄣愕謀繒?。以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為代表的“自然論”者對約定論持批判態度, 他們認為一切事物都有自身固有的本質, 它們不是相對于我們才存在, 不被我們所影響, 也不因我們想象而變易不定。人的行為也像事物一樣是按其本性而完成的, 如切割東西不是隨便用什么工具、愛怎么樣切割就能做好的, 只能用合適的工具按照切割的自然過程方能成功。說話和命名活動也是一種行為, 有它們自身特殊的本性, 要根據它們自然的方式, 運用合適于它們的工具進行才能成功。亞里士多德與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觀點正相反。在《解釋篇》中, 亞里士多德指出:“口語和文字作用于心靈所產生的內心經驗的符號, 是用以表示對象的。語詞約定俗成而被賦有意義。動物的聲音可以表達某種情感, 但不是約定俗成、賦有意義的符號。對同一事物, 不同民族可有不同的詞語表達, 但對象和內心經驗的同一性, 使他們仍具有同樣的意義?!盵4]182

  提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觀念是否就意味著對語言的社會屬性的自覺意識, 這是首先要明確的重要問題。從以上的論述看, 普羅泰戈拉的語言觀較之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語言觀更能反映對語言社會屬性的原初意識, 但這與索緒爾的社會語言觀仍具有極大的差別。索緒爾的社會語言觀最顯著特點即是把語言看作一種社會制度, 強調語言的系統性和普遍性而不是把語言看作是諸社會制度的附屬品, 從而使語言要比附其他社會制度。至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 雖然都承認語言約定俗成, 但二者的觀點也存在本質的差異。亞里士多德不贊同柏拉圖提出的“形式”或“理念”是知識的終極來源, 認為知識的唯一途徑就是感官與現實世界的接觸, 也是語言的原始素材。究其根本,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語言觀差異是哲學邏輯觀的差異, 它折射出西方自古希臘哲學以來2000多年的哲學邏輯觀博弈, 即自然論與約定論、唯名論與唯實論、經驗論與唯理論以及經驗主義、心理主義與唯物主義之間的辯爭。事實上, 語言只不過是為這場擴日持久的哲學邏輯觀之爭提供了一個場所。從實質上講, 在西方社會學發展之前, 語言的社會屬性還仍未成為足夠引起人們意識的話題。大多數關于語言社會屬性的觀點缺乏系統性, 更不可能像索緒爾一樣, 把語言的社會屬性作為語言研究的理論前提形成系統的語言學思想。更值得注意的是把哲學上的語言觀直接同索緒爾的任意性、規約性觀點相提并論是十分錯誤的, 這既遮蔽了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特殊性, 也模糊了它與西方思想史上諸語言觀的聯系與區別, 例如一些學者一味強調索緒爾的任意性觀念與傳統唯名論的區別, 這是看到了索緒爾理論的突破性而忽視了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中的心理主義與經驗主義哲學的觀點, 這對徹底認識索緒爾語言學思想是極為不利的。

  從本質上看, 古希臘先哲們提出的語言觀雖然對認識語言的社會屬性具有一定的啟示, 但是這些語言思想并不能簡單地界定為語言的社會學思想。準確地講, 這些語言觀是關于本體和認識的哲學觀。雖然柏拉圖哲學與亞里士多德哲學中都涉及語言與社會倫理的關系, 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正義”觀的討論、亞里士多德在《大倫理學》中對“善”的分析, 但這都與現代語言學中對語言社會屬性的研究有本質的區別。從語言學的角度講, 語言的社會屬性研究就是對語言這一個特殊社會制度的自覺的、系統的研究。由此看來, 把索緒爾的社會語言觀與古希臘哲學諸語言觀混同起來是不恰當的。

  二、對洛克、盧梭、洪堡特社會語言觀的解讀

  張紹杰在《語言符號任意性研究———索緒爾語言哲學思想探索》中分析了洛克的“任意說”與索緒爾“任意說”之間的思想淵源[5]33-38。除了“任意說”, 洛克對語言的社會屬性的認識也值得我們思考。洛克的社會語言觀主要體現為兩點:第一, 語言組織維系社會的功能。洛克指出:“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為一個社會的動物, 因此, 他不僅把人造得具有某種傾向, 在必然條件之下來同他的同胞為伍, 而且他還提供了人以語言, 以之為組織社會的最大工具, 公共紐帶?!盵6]413第二, 語言形式 (名稱) 的社會規定性與私人觀念的背離關系。洛克提到:“上帝或別的立法者如果定義了任何道德的名稱, 他們就把那個名稱所表示的事類的本質形成了。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如果把它們用得不得當, 那是不妥當。不過在別的情形下, 我們如果把它們用得反乎那個國家的普遍用法, 則只不過是語言的濫用罷了。不過就這樣亦不足以攪擾了知識的確定性, 因為我們只要能適當地思維和比較那些有徽號的觀念, 則我們仍然可以得到知識的確實性?!盵6]603從“正名”的角度來看, 洛克的社會語言觀與中國儒家學派的觀點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即承認權威 (國家、上帝) 的制名權利。但是洛克的關注點是觀念與認識的關系, 語言形式對洛克來講只具有標示功能。雖然洛克意識到語言的社會功能, 但是他沒有看清楚語言的公眾性和言語表達的私人性之間的關系。語言可以發揮組織維持社會的功能在于它為社會成員提供了約定俗成的一整套可以標示知識、傳遞觀念的符號系統。這也是洛克的“任意說”指向私人, 而非索緒爾那般“任意說”同集體約定的語言制度內在關聯。

  索緒爾認為約定俗成的語言類似于契約, 他說:“它 (語言) 是言語事實的混雜總體中一個十分確定的部分……它是言語活動的社會部分, 個人以外的東西;個人獨自不能創造語言, 也不能改變語言;它只憑社會的成員間的一種契約而存在?!盵7]36然而“契約”一詞容易讓人產生誤解。所謂“契約”就是商定、約定, 這與語言形成的社會無意識過程顯然相抵牾。法國思想家盧梭也認為語言是一種契約性存在, 但是他的觀點更為激進。盧梭也同意“人類的語言具有規約性, 語言和社會是從自然狀態中同時產生的兩個最初的規約?!盵8]43在論述語言起源時, 盧梭這樣解釋語言的形成:原始人圍坐在會議桌旁, 共同達成協議 (即社會契約) , 規定某種聲音代表某種思想, 然后大家共同遵守這些協議。很顯然, 盧梭這種帶有強烈的18世紀浪漫主義色彩的社會語言觀不可能給出語言社會性科學、合理的解釋。

  我們還可以在洪堡特的語言哲學中發現許多同索緒爾語言哲學相似的觀點, 如“分節意識”, 索緒爾把它稱為小肢體 (articulus) , “語言不指稱事物本身而是指稱概念, 這種概念是由精神在語言創造過程中獨立自主地構成的?!盵9]106索緒爾表述為“語言對思想所起的獨特作用不是為了表達觀念而創造一種物質的聲音手段, 而是作為思想和聲音的媒介, 使它們的結合必然導致各單位彼此劃清界限?!盵9]158此外, 洪堡特的社會語言觀對理解語言的社會性也有一定的啟發性。從洪堡特的觀點看, 語言的社會功能主要有兩個:第一, 有助于社會成員間形成互助協作關系。他指出:“個人始終與整體———與他所在的民族, 與民族所屬的種類, 以及與整個人類聯系在一起。無論從哪個角度看, 個人的生活必然與集體相維系。個人在地球上的生存仿佛是植物般無意識的, 他需要幫助。而這樣的需要促使他同別人建立聯系, 并且要求人們為了從事集體活動而通過語言達到相互理解?!盵9]45第二, 洪堡特認為語言是一種代表社會群體精神的世界觀。他說:“語言無時無刻不具備民族的形式。民族才是語言真正的和直接的創造者”, “我們可以把語言看作一種世界觀”[9]49。上述表明, 雖然洪堡特意識到并強調了語言的社會屬性, 但這與索緒爾的出發點完全不同。洪堡特主要是從整體語言的精神層面去闡釋語言的社會功能, 而索緒爾主要把語言看作一種社會制度, 強調語言的強制性。產生二者不同看法的原因可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 洪堡特主要是把語言作為研究文化、精神和哲學的元語言, 并沒有形成對語言本體研究的現代語言學意識;其二, 洪堡特時期社會學思想還沒有發展起來, 而索緒爾時期正值實用主義和社會學思想繁榮時期, 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就借用了許多社會學以及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上述關于社會語言觀的論述表明, 這一時期出現的社會語言觀與索緒爾的社會語言觀雖然存在一些相似之處, 但是, 決不能把這些相似或相近的觀點理解為索緒爾思想的來源。無論是《教程》、手稿還是索緒爾本人的學術經歷都沒有明確指出索緒爾的社會語言觀與上述提到的社會語言觀存在學理上的繼承關系。

  三、對惠特尼、保羅、庫爾德內社會語言觀的分析

  本文對索緒爾同時期的社會語言觀的討論主要圍繞惠特尼、保羅、庫爾德內展開。Antal指出:“除庫爾德內、克魯舍夫斯基、惠特尼外, 無論是洪堡特、馮特還是保羅, 索緒爾在其學術闡述中從未聲明與他們有任何學理上的關聯?!盵10]125-130關于保羅與索緒爾的相關性也存在一定的爭議, 本文傾向于承認索緒爾與保羅在學理上存在一定的繼承關系。

  首先看惠特尼同索緒爾之間的聯系。索緒爾把語言看作一種社會制度的看法主要是受到惠特尼的著作《語言的生命》一書的直接影響。索緒爾稱對語文學和比較語法發出第一次沖擊的是《語言的生命》的作者美國人惠特尼。所謂“發起第一次沖擊”, 主要是指惠特尼對語言科學的總體論述超越了比較語文學單純比較詞形、追索詞源的研究方法;且是從比較語法積累的大量成果中得出語言若干一般規律的第一人[11]77。Joseph根據索緒爾的個人生活軌跡也證實了索緒爾與惠特尼之間有過直接接觸:“幾天前, 在柏林與您交談, 得到您贈送的文集, 以及對我的論文的評語, 不勝感激。卻因身體原因不得不突然返程。我將珍視您贈予的這些著作?!盵12]201

  此外, 惠特尼論敵的助手在給惠特尼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內容也進一步佐證了惠特尼與索緒爾之間的聯系。他寫道:“您讀過索緒爾的書么?他真是個天才!不僅是因為他年少有為, 他的論述簡潔, 思路清晰, 雖然文風略顯倉促幼稚?!盵12]205-214

  索緒爾同惠特尼的繼承關系可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 二者都認同語言是一種社會制度。索緒爾特別強調惠特尼提出的“語言是一種社會制度”這一創見, 指出這一觀點指向語言科學這一目標。索緒爾說:“惠特尼就把語言看作一種社會制度, 跟其他一切社會制度一樣, 在他看來, 我們之所以使用發音器官作為語言的工具, 只是出于偶然, 只是為方便起見……此外, 惠特尼說我們之所以選擇發音器官只是出于偶然, 也未免走得太遠;這選擇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自然強加于我們的?!竊謚饕鄣閔? 我覺得這位美國語言學家是對的:語言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東西, 人們同意使用什么符號, 這符號的性質是無關輕重的?!盵11]31這段話清楚地指明了索緒爾與惠特尼對語言社會屬性的看法是一致的。同時也顯露出索緒爾與惠特尼存在分歧?;萏嗇崛銜镅緣鬧柿涎≡褳耆淺鲇諗既? 而索緒爾認為對語言質料的選擇存在強制性, 即語音相對于視覺等物質手段具有優先性?;褂懈匾囊壞悴鉅煬褪腔萏嗇嵊胨饜鞫雜镅匝芯康淖芴迨詠遣煌?。雖然二者都強調語言事實對揭示語言生命的一般規律的重要性:“ (語言現象) 聚集了與個體相涉的一切” (索緒爾語) , “語言科學是對一切人類言語的研究, 對一切現存的、記錄在案的方言研究?!?(惠特尼語) 惠特尼對語言同言語的區別雖然有所揭示, 但沒有像索緒爾那樣予以強調, 并成為其理論的立足點[11]83。第二, 語言、言語同意識之間的關系。語言的無意識與言語的意向性之間的張力構成了語言社會研究和精神研究的一座橋梁。索緒爾認為“整體語言”是通過言語實踐存放在某一社會集團全體成員中的寶庫, 一個潛存在每一個人腦子里, 或者說得更準確些, 潛存在一群人腦子里的語法、詞匯體系;它只有在集體中才能完全存在, 凸顯了整體語言的社會性[11]41-42。索緒爾通過言語回路從接受的角度說明整體語言的社會性和心理性。事實上, 無論是接受還是發出語句都顯示出整體語言在言語實踐中的無意識性和意向性特點?;萏嗇崴?“人類言說中的一切都是人類意識活動的產物”, 屠友祥認為惠特尼提到的意識包含了意識與無意識活動兩個方面[11]92。本文贊同屠友祥的觀點, 并認為, 從個體上講, 意識與無意識都是人類的意識活動。從意識到無意識的過程究其根本就是意識的時間意識過程。從整體語言上看, 語言制度的約定俗成更明顯地突出了無意識特點?;萏嗇嶂賦?“語言不是一種發現, 而是心智中的創設或創生, 不是理解力提供手段的產品?!镅允譴锏秸庋慕峁? 而不是立意要如此存在的。處于無意識狀態的法則, 也依然控制了有意識的因素, 導致且實現了創生?!盵13]353索緒爾也認為語言的初始創制不可能是無意識的, 然而符號脫離個體進入社會就顯現出它的集體無意識特征。

  索緒爾與德國語言學家保羅 (1846—1921) 之間的學術因緣存在一定的爭議。Koerner一再強調索緒爾理論體系的一些重要概念都是受到保羅的啟發, 諸如共時與歷時、語言與言語以及結構主義的肇始問題[14]17-51。Antal對Koerner提出的觀點產生質疑, 他認為索緒爾對歷時與共時的區分不可能是受到保羅的影響。理由是同時代的許多學者也曾提出歷時與共時的區分, 例如Misteli。至于把保羅看作是結構主義的創始人更是夸大其詞[10]125-130。屠友祥認為索緒爾與保羅在學理上存在一定的繼承關系[11]57-73。本文也認為索緒爾的個別理論觀點的確受到保羅的啟發, 理由有二:其一, 索緒爾曾求學于萊比錫, 聆聽過許多歷史比較語法學派和新語法學派大師的課, 保羅作為新語法學派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不為索緒爾所熟知;其二, 《教程》中索緒爾也明確提到保羅本人[11]24-25。

  保羅的社會語言觀主要體現在他對語言習慣用法和個體言說之間關系的論述, 這也是與索緒爾在學理上最大的相似點。保羅對“individuelle Sprechtatigkeit” (個體言說) 、“Sprachusus” (語言習慣用法) 以及“Gemeinsprache” (共同語) 的劃分與索緒爾的langue (語言) 、langage (群體語言) 以及parole (言語) 存在一定的契合。然而這種相似性背后也隱含著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索緒爾與保羅間的聯系是不可否認的。但是這種聯系是建立在索緒爾對保羅觀點反正基礎之上的。Antal批評道:“Koerner提到索緒爾與保羅的學理關系, 認為與其說是索緒爾的觀點是受保羅的影響, 倒不如說是在與保羅觀點的針鋒相對中形成的?!盵10]125-130我以為恰恰是Koerner準確地把握了索緒爾與保羅的學理關系, 反映了索緒爾理論的批判性。索緒爾與保羅在語言和言語的觀點差異是二者對語言研究中心理學立場不同造成的。雖然二者都認為語言學與心理學存在密切的聯系, 但保羅只認同個體心理學對語言研究的重要性。保羅認為只有個體才是科學觀察的主體, 一般觀念只能從大量個體的觀察中得出。保羅據此將語言研究的對象界定為所有個體言說活動表現形式的總體[11]61。與保羅相反, 索緒爾堅持認為語言研究應該充分認識到集體心理學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他說“只有經由符號學, 我們才可能明了語言學和心理學的關系”而“社會集體性及其法則是符號學現象的內在要素”[15]229。由此, 進一步指出:“這種心理學屬于社會心理學領域, 也就是說, 它純粹是社會的;它涉及的心理學同樣適用于語言?!盵16]9-10

  綜上所述, 索緒爾與保羅的學理關系是不容置疑的。二者觀點和立場上的差異也是不可否認的。索緒爾語言學理論是一種觀念論, 重在對語言一般規律和本質的抽象, 傾向于集體普遍性。因此, 選擇社會心理學的立場也就不足為奇。而保羅遵循的是經驗實證主義路徑, 強調個體經驗事實在語言研究中的地位, 由此采取個體心理主義的立場。但不可否認的是, 索緒爾正是從與保羅的思想碰撞中獲得其重要理論的靈感。

  博杜恩·德·庫爾德內的學生謝爾巴在其論著中曾這樣寫道:“1923年, 我們在列寧格勒收到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的原版, 當時對索緒爾的教材與我們平素耳熟能詳的原理間的許多相似之處感到驚訝?!盵11]1謝爾巴所指的理論即指博杜恩的語言理論。目前, 圍繞索緒爾與庫爾德內之間的學術關系的文獻相對較少。屠友祥在其《索緒爾手稿初檢》第一章中詳細論述了索緒爾與以庫爾德內為代表的喀山學派在音位的符號學價值上諸觀點的相似性[11]1-56。楊衍春在《博杜恩·德·庫爾德內語言學理論研究》一書中也詳細論述了索緒爾與庫爾德內在語言學某些重要問題上的一致看法。

  作為索緒爾的前輩, 庫爾德內在與索緒爾的學術交往中給予了后者一定的肯定和鼓勵, 并在語言學重要問題的探討上無疑推進、深化了索緒爾的理論觀點??舛履謨胨饜鞫難Ю碓ㄔ純梢源恿礁齜矯胬蠢斫?

  其一, 關于音位的觀點。索緒爾在《論印歐語元音的原始系統》中首次提出了音位這一概念。通過比較、歸納, 索緒爾抽象出印歐語中共同的原始型, 把它們稱之為音位。抽象化原則成為索緒爾語言理論的主要原則。音位就是抽象的心理實體, 它具有社會、心理效果, 是語言作為分類原則的手段。索緒爾并不是第一個意識到語音實現語言分類功能的第一人 (如洪堡特等) , 也不是音位概念的首創者。瓊斯認為博杜恩是“音位”概念的發現者, 他說:“他 (博杜恩) 在19世紀70年代就開始弄明白音位的基本原理了”[17]213。然而, 恰恰是索緒爾從音位的心理性、社會性和系統性發現了語言、言語以及群體語言間的區別, 進一步確定了把整體語言作為語言研究的首要對象。難怪庫爾德內對索緒爾提出的音位概念有如此之高的評價, 他說:“索緒爾發現元音交替、對理解印歐語形態學是至關重要的?!薄岸雜鏌粞г硨頭椒ㄗ髁順溝椎男薅??!盵18]3-4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索緒爾《論印歐語元音的原始系統》提出的音位概念的出發點是對語言形態學的考慮, 這主要是索緒爾當時還未完全擺脫歷史比較語法和新語法學派的束縛。此時, 索緒爾還未完全意識到音位巨大的符號學價值。正是庫爾德內目光灼照, 意識到索緒爾的音位概念的意義, 進一步發掘出音位的社會心理價值。屠友祥指出:“索緒爾那激動人心的長篇論文屢屢使用的‘phoneme’或‘phonemes’概念必定是觸動庫爾德內心弦的?!盵11]1-56在隨后的音位學研究中, 庫爾德內曾提到把 (音位) 主觀性減少到最低限度, 這足以說明庫爾德內已經把音位的社會心理性提到了議事日程。后來, 庫爾德內指出:“聲音對言說共同體的感覺來說所具有的價值, 也就是注意到聲音的意義方面、心理方面, 語言是相區分而具有意義的諸聲音的復合體, 是聲音的群集, 特定的民族感覺將這些聲音的群集統一成整體?!盵18]68-69此外, 庫爾德內與索緒爾在音位的理解上也存在差別??舛履誚徊槳巖粑環治鑫睪鴕蛩亓礁齦〉牡ノ?。動素是發音的要素, 而音素是聽覺要素??舛履詿司僦饕竅胨得饕粑壞淖槌剎糠趾巧緇岷透鎏宄煞?。然而, 從索緒爾對音位的二重性觀點來看, 音位不涉及任何個體的成分, 這也是索緒爾為什么從語言接受的角度去論證語言的社會心理特質的原因。

  其二, 語言與言語的區分??舛履讜岢?“語言只存在于個體大腦中, 部落語言和民族語言具有抽象性, 是由一系列實際存在的個體語言組成的概括性的結構?!盵19]105這一看法與索緒爾對語言和言語之間關系的描述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如:“語言以許多儲存于每個人腦子里的印跡的形式存在于集體中, 這有點像把同樣的詞典分發給每個人使用?!盵11]40“整體語言中一切變化都只有經過個體語言方能引入。一切種類的變化都經一定數目的個體 (試驗氣球) 的試用?!盵11]66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庫爾德內并未像索緒爾那樣深入探討語言和言語的關系從而確立語言的符號學地位??舛履誒斫獾撓镅醞楸ぬ馗詠? 認為是群體語言、民族語言。這與索緒爾理解的整體語言是有根本差別的。無論如何, 庫爾德內意識到了語言的社會性與言語的個別性, 這一點對索緒爾及當時的語言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索緒爾在為其弟子薛施藹的論著《理論語言學綱要及方法》撰寫評論時, 專門提到從理論角度和純粹語言學范疇思考語言問題的三位語言學家庫爾德內、克魯舍夫斯基和惠特尼。足見索緒爾對庫爾德內語言學理論的熟知和認同。而且庫爾德內與索緒爾曾以會面和信函的方式交流學術觀點和看法。這就不難斷定庫爾德內的一些觀點對索緒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從另一角度來看, 索緒爾的一些真知灼見也對庫爾德內產生了觸動, 誘發了庫爾德內對音位的深層次思考。因此, 與其說索緒爾與庫爾德內之間的學術聯系是繼承性的, 倒不如說二者之間是一種互動和互補的關系。

  四、結語

  語言學理論作為社會理論和社會思想發展的特殊樣態往往是中斷性和跳躍式的。在社會理論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 與其說是以往積累的知識性因素, 不如說是思想家本身所創造的思維模式。索緒爾把語言視作表現純粹價值關系的社會制度, 并把抽象的語言整體奉為語言學研究的首要研究對象, 這既是索緒爾社會語言觀對現代語言學無與倫比的貢獻, 也是他對前人關于語言社會屬性認識的巨大突破。索緒爾生活在一個特殊時代:傳統價值觀念、古典哲學、古典文化與新興的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思想激烈碰撞。索緒爾本人的學術經歷也恰恰說明了它所處時代的鮮明特征。一方面索緒爾繼承了傳統理性主義, 深刻反思語言上的“經驗論”與“唯理論”, 并把語言的“唯理論”改造成語言的“社會論”, 也就難怪索緒爾的社會語言觀為何總能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正如英國社會理論家吉登斯所說:“對我來說, 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 即當代的社會科學都打上了19世紀和20世紀歐洲思想成果的強烈烙印?!盵20]1索緒爾的烙印就是2000多年來歐洲優秀的哲學、文化積淀和那個時代的豐富的人文社會科學思想。

  通過對各時期社會語言觀的梳理, 索緒爾社會語言觀的理論淵源得到了較為明晰的認識。索緒爾理論中的社會學思想主要來源應該是美國語言學家惠特尼、德國語言學家保羅以及德國語言學家庫爾德內。不能把歷史上出現的其他語言觀與索緒爾的語言社會觀不加區別地混為一談。索緒爾的社會語言觀之所以受到誤讀, 主要有兩個重要原因:其一, 索緒爾的語言本體論立場始終給人一種其弱化語言社會屬性的錯覺。學界大多糾結于對任意性等語言本體問題的爭論而忽視了索緒爾語言社會觀的重要意義;其二, 索緒爾本人對語言社會屬性的認識不夠深入。這主要源于其經驗心理主義的認識論立場。索緒爾僅是把語言的社會性視為強制的社會制度, 而沒有對社會屬性做出充實、清晰的論證。語言以及其他社會存在之所以具有強制性, 而不能簡單地解釋為約定俗成、習慣, 究其根本在于社會強制性源于社會成員意識所達成的先驗契約。正如以索緒爾為代表的結構主義思想, 如果沒有對這一先驗契約關系的證明, 是不可能對語言的社會本質有徹底的認識的。這也是結構主義觀點因其僵化、教條式的社會研究方法而被詬病的根本原因。但不可否認, 索緒爾的語言社會學思想對社會科學的變革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值得學界重視和認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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