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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的新實證主義訴求
2019年08月09日 07:52 來源:《史學月刊2018年第2期 作者:趙軼峰 字號
關鍵詞:歷史研究;新實證主義;后現代主義

內容摘要:時下流行的多種強調歷史認識主觀性的言說,皆不能解構歷史的可認知性,歷史研究者可以依據真實歷史遺留的包括文本的和非文本在內的各種遺跡來認識歷史。

關鍵詞:歷史研究;新實證主義;后現代主義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時下流行的多種強調歷史認識主觀性的言說,皆不能解構歷史的可認知性,歷史研究者可以依據真實歷史遺留的包括文本的和非文本在內的各種遺跡來認識歷史。判斷歷史研究結果的尺度只能是其接近所要澄清的事實之真相與本質的程度。蘭克學派和從司馬光到乾嘉學派的考異、辨偽、考據、???,以及中國現代新史學的實證研究傳統提供的史料批判方法依然基本有效。實證主義史學所受的批評,主要沿著西方哲學和歷史學交叉演變的路徑思考下來,沒有切實關照中國歷史學的實踐,有的切中要害,有的是吹毛求疵。傳統實證主義歷史學的根本問題是在強調歷史學家求取歷史真實的目標時,沒有同時對于歷史學達到其目標的過程進行認識論層面的深入考究,但后現代主義只能為針砭實證主義弊病的藥石而非替代的方案。新實證主義汲取19世紀后期以來多種反思論說中的合理要素,堅持歷史可認知性,以根據證據澄清事實為使命,對影響歷史認知的非證據性因素永遠保持警覺,不追求語言奇幻、過度詮釋,不以理論操控證據和事實,不因現實價值立場而故意忽視或曲解歷史事實,不以融入其他學科為目標。

  關鍵詞:歷史認識;歷史事實;后現代主義;實證主義;新實證主義

  作者簡介:趙軼峰,歷史學博士,東北師范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中國的快速社會變化、全球化發展,以及學術自身的推演,歷史研究的社會環境、文化語境、資源條件和問題指向與先前時期相比,都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是包括歷史研究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化。

  現代自然科學因為其先進與落后尺度的可明確衡量性,從來是國際性的,雖有人為對某些前沿成果的信息壟斷,并不影響研究者對相關資訊共享的愿望。人文、社會科學則因價值立場和語言表述的文化特質與復雜性,更易于被國家、民族,乃至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區隔成為不同學術共同體單元。即使如此,中國新史學在20世紀初興起的時候,頗得力于西方理論、方法乃至西方中國歷史研究的促動。沒有這種促動,中國現代歷史學難以在那個時代迅速發展起來。但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大約30年間,中國史學研究與域外史學之間逐漸形成“竹幕”,雖未完全斷絕溝通,但溝通交流中有很強的選擇性,歷時長久,遂使中國史學家了解域外史學研究的語言能力、資訊條件以及直接合作,比20世紀前半期反而弱化。到80年代初期,中國與域外的中國史研究,已經畛域分明,不僅分由不同的學術共同體進行,而且話語體系也已撕裂。8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趨于開放,歷史研究的國際性隨之增強。歷30余年之后,純學術層面的中外歷史學交流已經很少制度上的限制,觀念層面的壁壘也漸模糊。總體而言,21世紀以來的中國史學研究,已經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學術領域。這對于中國史研究的從業者究竟意味著什么,人見人殊。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重新思考國際化歷史研究的共同語境,即中國史研究乃至整個歷史研究工作理念與相互評價的共同尺度問題。缺乏共同的尺度,無論借鑒還是爭鳴,都缺少深度理解的基礎,借鑒易于流為模仿,爭鳴則易于不知所以然地陷入僵局。

  共同尺度訴求并不抵消差異的合理性,只是要尋求不同歷史研究共同體和個人思考歷史問題時的觀念基礎。這種基礎不可能在意識形態層面,不可能在文化價值層面,也不大可能在具體工作方法層面,而應該在歷史學作為一種普遍學術的基本信念層面。只有多樣化和差異而缺乏共同尺度意識,歷史學作為一門普遍學術的根基就不堅實,二者同樣重要。

  思考這一問題的起點可以是這樣的:歷史認識為什么是可能的?我們依據什么來判斷一種歷史認識比另一種歷史認識更可靠或者更值得進入公共知識領域?本文的相關回答很明確:因為歷史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并可能留下痕跡,我們依據真實歷史遺留的痕跡,包括文本的和非文本的遺跡,來認識歷史,與歷史痕跡最吻合的歷史認識最可靠并更值得進入公共知識領域。毋庸諱言,在實證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之間,這是一種偏向實證主義更多些的回答,但并非舊實證主義的老調重彈,而是一種新實證主義歷史學的訴求。

  一 歷史認識為什么是可能的

  在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已經跨過了另外兩個更基礎性的問題:什么是歷史?歷史認識是可能的嗎?這兩個問題都經無數歷史哲學家、歷史學家反復爭訟而又分歧不斷,這里不擬回溯爭鳴的具體說法,而是直接提出本文采取的基本看法作為討論的切入點①。

  廣義的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情。但歷史學家研究的不是廣義歷史,而是廣義歷史中的一部分,可稱為狹義歷史,即人類文明興起以來發生于人類社會的事情。宇宙起源是過去發生的事情,那要由自然科學家來研究;人類起源是過去發生的事情,那是人類學、考古學研究的對象;人類文明興起以后太陽黑子有變化,那也不是歷史學家要直接研究的東西。文明興起以來發生于人類社會的事情都可以是歷史研究的對象,但究竟研究什么,取決于歷史學家自己界定的意義和研究的條件,歷史學家依據自己的價值觀念選擇某一領域、層面、時間范圍的往事進行研究。

  歷史認識是可能的,這正如一個教師昨天上了一堂課這件事情是可以被判定的確發生了一樣——這件事情會成為教師所在學校發給他工資的依據的一部分,沒有什么特別深奧之處。所以歷史知識是人類文明歷程中最早的知識之一。數千年來,各個文明中出現了無數追求歷史知識的人,沒有他們的工作,今天的人類對于自己的了解就全無根系。只是晚近時代的一些哲學家利用個別歷史學家聲稱要追求完全準確的歷史真實的表述,把歷史認識的可能性變換成為歷史學家可否實現對一切歷史細節完全認識而又不帶主觀性的問題,進而推論出歷史學家客觀認識歷史的不可能性,再進一步推論出歷史學家所能呈現的不過是他自己建構的故事。

  其實,聲稱歷史認識不可能的人都不可能是歷史學家。因為歷史既然不可能被認識,他自己所敘述和解釋的就不是歷史,只是他的心靈,而沒有歷史本身,我們憑什么要對他的心靈感興趣?主張歷史不可能被認識卻又要自稱是歷史學家的人其實是在借用歷史的名義做自我表現。這種表現也可能有意義,但畢竟不在于認識歷史。

  說歷史認識是可能的,只意味著歷史學家可以通過自己的工作實現對往事的認知,并不意味著歷史學家總是能夠完整、準確、生動、透徹地認識過去發生的所有事情。歷史學家不可能完全真切地認識歷史的全部內容,只能憑借歷史的痕跡和專業性的方法盡量了解他認為有意義的往事;歷史學家也不可能纖毫畢具地呈現歷史,因為他只能運用語言來描述和解析他能夠了解的往事,即把多維、復雜的往事圍繞他選擇的意義呈現為更簡單的故事——其中自然要融入他自己的觀念,無論他是否刻意要那樣做。

  歷史學家認識歷史的有限性經常被夸大并作為主張歷史不可知性的理由。這樣做的人,在起點處誤解了歷史和歷史學家工作的性質。流行的相關看法之一是,歷史學家只能間接地通過文本認識歷史,而文本無不滲透了原始書寫者的主觀意圖,因而歷史學家不可能真切認識歷史,只能提供他們所理解和描述的東西,進而歷史學家的認識與哲學家、詩人關于過去的陳說在根本性質上是同樣的。信服此類說法的人們于是就以為既然如此,與其去追求不可能達到的真實,不如去追求敘述的深刻或者美妙,歷史因此就成了純粹的思想或者藝術。

  歷史學家真的只能間接了解歷史嗎?只有在完全割斷歷史與現實之間的紐帶后才是這樣,只要我們不把歷史想象為一幅幅單獨的畫面,而是活生生的歷程,就只能承認歷史是延伸到現實中的。歷史延伸的形態就是通常所說的impacts、consequences或者“后果”。現實包含往事的后果,這使得歷史學家可以通過觀察現實而了解歷史,甚至可以感受歷史,即使不是歷史的一切細節和全部內容。這就如同,一個人沒有在黎明時分直接觀察太陽升起的過程,但他沐浴著太陽的光芒就可以肯定地知道太陽曾經沖破黑暗,從地平線升起。一個人登上萬里長城,雖然沒有得見長城修建的過程,卻可以直接感受到修建的規模、技術、乃至意圖。設若除非親歷就不能肯定地了解往事,那么所有刑事犯罪專家所做的事情就只能是捏造,人們也就沒有尺度去查驗他們的判斷有何價值。如果日常生活中人們有可能憑借一些證據來確定一些事情,比如某兩人之間存在婚姻關系、某人曾經在某學校畢業、某人曾經給另一人寫過信、某書的版權歸屬于某人,等等,從邏輯上說,人們就有可能確定以往發生的一些事實。晚近的事實與早先的事實并沒有本質的不同,只不過證實早先的事實比證實晚近的事實更復雜、困難一些而已。如果放棄真切了解往事即歷史的可能性,現實中的人們,也就無需去簽訂被稱為“合同”“協議”“條約”之類的東西,學位證、畢業證、結婚證之類,也就沒有任何含義,誠信和背信棄義的現象也就一起歸于不存在。最易于理解的歷史后果其實就是每個人自己。任何人無法親歷其父母親好時的情景,但可以查證自己的真實父母。在要查證這類問題時,糾纏子女無法完整準確地了解父母親好時的細節是毫無意義的。其實,即使親歷的歷史,在被用語言復述的時候,也會被簡化、填充或者扭曲,這是人類語言的性質決定的。歷史并不是用語言方式展開的,而語言卻是迄今為止歷史學家呈現歷史的首要方法,因而歷史學家難以完整無誤地再現歷史。人類語言相對于歷史的這種局限并不是歷史的屬性,而是語言的屬性。

  用“文本”來指稱歷史學家工作的依據很容易誤導對歷史學家工作性質的理解。誠然,迄今為止大多數歷史學家的大多數工作是依據狹義文本即歷史文獻的,但邏輯上乃至事實上都不存在任何障礙阻止歷史學家依據狹義文本以外的其他信息研究歷史,也不存在什么東西肯定地阻止歷史學家采用語言之外的手段呈現歷史。人類其實正在愈來愈多地采用語言文本以外的方法記錄和呈現歷史,比如音像手段,等等。因而,依據狹義文本來研究歷史不過是一種以往的習慣,而不是歷史研究的本質。即使在古代,也早有歷史學家通過采訪故老、踏查遺跡的方式了解歷史,所有嚴肅的歷史學家都會把歷史的延伸后果納入到其對歷史文本的解讀中。所以,歷史學家其實是憑借包括廣義文本和歷史痕跡在內的綜合歷史信息來認識歷史的。歷史學家是一些掌握了將歷史信息進行綜合考察的專門能力即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謂“歷史學家的技藝”的人②。

  歷史學家用作依據的文獻在形成之初就融入記述者的主觀性,所以歷史學家并沒有可靠的依據來呈現歷史的原貌。這類推理的前提部分就錯了,因為那是不一定的。有的記載可以混雜較多的記錄者主觀性而讀者無可如何,有的記載則不為記載者留出主觀隨意性的空間。比如,明朝出現在清朝之前這個事實,沒有哪個記述歷史的人把它顛倒過來,卻被認為與不顛倒具有同樣的可靠性。在這里,事實表述顯然沒有被語言的建構性所干擾,所以歷史學家的敘述并不總是因為語言的建構性而不能描述歷史真實。這是因為,歷史事實依賴歷史學家的文本為人所知的程度,遠不似那些否定歷史可知并可被準確敘述的人所說的那樣絕對。歷史中有一些剛性的內容,有一些大板塊事實,有一些為多重證據所支持的內容,是可以準確判定,也可以準確表述的。這種推理中的誤解還涉及到,歷史學家的職責根本就不是原原本本、纖毫畢具地呈現往事。歷史學家所做的,不過是將他認為重要的往事用他選擇的方式概述出來并通過這種概述告訴人們他的相關看法。人們期待于歷史學家的,也根本不是纖毫畢具的完整真實,而是事情的基本原委和歷史學家自己的透視,因而評論者無需刻薄地要求歷史學家的每句話都沒有主觀性,而只要求其主觀性不遮掩或者歪曲基本的原委。

  有一百個歷史學家就有一百種歷史;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這些貌似深刻的流行說法也經不住推敲。的確,如果一百個歷史學家寫出同樣的歷史,他們在抄襲,應該解除其中99位的學術職位。真正的問題是,這一百種歷史在學術意義上是等價的嗎?主張那種流行說法的人從來不提這個近在咫尺的問題。如果回答是肯定的,等于說歷史書寫是沒有任何規定性的事情,這在實踐意義上等于提示取消歷史學作為一門學問的資格;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就需要界定歷史評價的公認尺度,而那可能不是提倡那種流行說法者的意圖所在。他們最感興趣的,是讓人們相信歷史評價的尺度全在評價者自己的心里。

  可取的(valid)歷史書寫必然獨具特色,但書寫的合理差異并不能被用來否定書寫內容符合事實的同一性。如果我們把針對同一歷史對象的一百種歷史書擺在一起,我們總會大致區分出其可取性的程度差別。而在做出這種區分的時候,雖然我們一定會考慮風格、文筆、視角因素,底線卻一定是其符合歷史事實的程度。也就是說,歪曲歷史事實的書寫,無論其風格如何優雅或雄渾,文筆如何流暢或奇幻,哲理如何深刻或玄微,都不會被視為可取的歷史研究成果。當然,符合歷史事實卻風格鄙瑣、沉悶而無新穎見識,或者附庸權威的書寫,也不是好的歷史著作。要點是,只要人們除了哲學、詩歌、戲劇之外,還需要了解往事,他們就有歷史書寫符合基本事實的底線要求。

  然而,連是否存在歷史事實也已經被質疑了。執意把歷史學做通體改造的哲學家們,用各種各樣的雄辯告訴我們,歷史只是歷史學家想要告訴我們的那些東西,并不存在獨立于歷史學家言辭之外的所謂事實。把這類主張涂上哲學色彩,就是“歷史是記憶”“除了記憶沒有歷史”之類的說法。在這種語境中,歷史不是客觀的,而是屬于知識或者傳說之類的精神現象。歷史學家能夠和應該去研究的,也就是某一特定時代的特定人物或人群心中相信以往曾經如何——這種信念與其所相信的往事是否真實存在沒有什么關系。也就是說,一旦推翻了歷史客觀性,歷史研究就變成了知識社會學。

  知識社會學自然可以有歷史的精神,也自有其價值,但歷史學家不能致力于把歷史學改造成知識社會學,因為歷史知識的建構與流傳無論怎樣引人入勝,都只是可能關涉特定歷史經驗的后續精神歷程,對這種歷程的了解不能取代對那些實踐經驗本身的了解。歷史學向知識社會學的傾斜,迫使我們必須強調歷史不能被包容在記憶之類看似高妙的概念之中的實在性。假設:阿甲不知其父,即沒有關于其父的任何記憶。我們不能因而判定阿甲無父,而是依然確知其有父。假設:阿甲或者某些歷史學家為弄清其父為何人而采訪了所有可能知曉真相的人,結果獲得了3種差別的說法:其父為張三說、李四說、王二說,也就是搜羅了3種“記憶”。這3種差別的“記憶”中至多有一個符合事實,所以一百個歷史學家的敘述不可能是等價的。再假設:阿甲是個現代人,調查者動用強大的公權力和科技手段做DNA檢驗,結果發現其父為王老五,那么前3種記憶都要作廢,真相不在記憶中。因而歷史不是“記憶”,在很多情況下也不依賴記憶而被認識。設若查驗之后依然沒有找到阿甲生父,那也排除了所有被檢查的人,因而距離真相更為接近。所以,歷史研究的可取性在很多情況下要通過接近事實的程度來評價,而不是通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來評價。歷史事實是存在的,可以被記憶,也可以被遺忘,即使被遺忘的歷史,依然是歷史。真實生活中,歷史學家多半不會和他遭遇的阿甲死磕,但基本工作的性質并無二致,其實就是查證更復雜的阿甲身世。

  哲學家還喜歡告訴人們,歷史不只一個,而是兩個或者多個。其中之一是客觀的往事,另一個是歷史學家筆下的故事,人們所能知道的只是后者。這種類似語言游戲的說法也流行甚廣。不過,歷史一詞在漢語中并沒有這種兩解含義,只是一解,即過去發生的事情——編詞典的人盡可以在此基礎上把各種各樣復雜的說明融入其中或贅系其后,但除非他要改變歷史一詞在漢語以往使用經歷中已經約定俗成的內涵,就不可能把歷史學家筆下的故事作為歷史的本義。后一種含義,在漢語中主要用史書、史籍、歷史記載之類詞匯表示,用單一史字表示時只是史書、史學或史職的縮略,對于熟悉漢語的人不會造成誤解。英語及其他一些歐洲語言中的對應詞匯是可以兩解的。History,既表示過去的事情,也表示記載過去事情的文本。而其差異,其實盡可以在語境(context)中把握——除非使用者故意或不慎使之表意模糊。History的兩解可能性為歷史哲學家或者入侵歷史學的哲學家們提供了馳騁雄辯的空間。他們前赴后繼地論說,使瞠目結舌的實踐歷史學家終于默認,自己根本沒有精準把握歷史與歷史記述兩事關系的能力,最好把自己工作的性質問題呈交哲學家們來裁定。哲學家的處方則大體上是:承認你們是講故事的人,承認歷史學家在歷史領域并不能提供比哲學家、詩人所能提供的更多的東西。于是,受其影響的一些人就把歷史記述的種種特質,其類似記憶的屬性、記錄和書寫時不能沒有的選擇性、語言的建構性、執筆者的倫理甚至情感傾向、敘述文本與所敘述對象必然的差異,等等,都當作歷史固有的屬性來討論。其實,用漢語思考和討論歷史的含義時,無需刻意鉆入西語特有的語言困境。

作者簡介

姓名:趙軼峰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鐘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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