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11选五玩法说明

 首頁 >> 社科關注
新中國70年進程中的鄉村治理與自治
2019年08月11日 08:26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05期 作者:公丕祥 字號

內容摘要:中國的鄉村生活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的有機體,展示出豐富多樣的區域社會的獨特性。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中國的鄉村生活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的有機體,展示出豐富多樣的區域社會的獨特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鄉村治理與自治走過了一段極不平凡的歷史進程,深刻反映了國家與鄉村關系的劇烈變動及其轉型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為適應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建構與國家治理的社會法權要求,范圍廣泛的農業合作社運動以及隨后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的確表明國家權力大幅度地延伸到鄉村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鄉村自治缺乏賴以存在的社會政治條件。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為鄉村治理與自治的轉型變革提供了廣闊的空間。1982年《憲法》通過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用政社分開的鄉政村治體制取代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其后的1987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以及修訂后的1998年村委會組織法和2010年村委會組織法,旨在把鄉村自治活動納入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的軌道。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鄉村治理革命獲得了新的強大動能。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戰略性任務。2018年的新村委會組織法反映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深化村民自治實踐的法權要求。這充分表明新時代的國家與鄉村的關系正在經歷深刻重塑的過程,鄉村治理與自治發展迎來了歷史性機遇。

  關鍵詞:70年;鄉村治理;村民自治;法治;國家與鄉村

  在當代中國,鄉村社會治理與法治發展具有自身獨特的歷史品格,是一個交織著正規化與非正規化的雙重治理機理的運動過程,其深刻地反映了來自國家規則與制度的正規化機制與淵源于鄉土社會法則或法理的非正規化機制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因之,鄉村社會治理與法治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廣泛存在于鄉土社會之中的村落共同體及其鄉村自治程序之構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鄉村自治與鄉村社會治理秩序的運動變化經過了極不平凡的歷程,對中國的法治發展及其現代化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本文擬對這一論題進行初步研究,藉此把握70年進程中鄉村治理與自治的歷史運動軌跡及其時代啟示。

  一、初期的鄉村治理與自治

  中國的鄉村社會是一個交織著經濟、政治、社會、法權、文化、民族、歷史乃至地理諸多方面因素或條件的具有濃郁鄉土風格的村社共同體?!按踴閔峽慈?,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在傳統中國,以郡縣制度為主軸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形成一種強大的國家力量,將國家意志與基層社會內在地聯結在一起。誠然,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的縣制政區,不僅構成鄉村社會治理的基層單位,而且向下延伸建立了具有特定地域管轄范圍的多樣性的縣以下政區治理體系或準基層政區的治理系統,從而保證了國家機器在廣大鄉村社會的持續運轉。從總體上看,傳統中國的鄉村社會自成一體,具有內在的封閉性“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們活動范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畢繽遼緇崾且鄖蛐曰虻胤叫緣淖勻豢占湮嗯Φ拇迓溆謝?。在長期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和衍化的有著明顯區域性特征的鄉俗與慣例,成為基層鄉村社會生活關系的調整機制,從而逐漸構造出一種自發生長的鄉土社會的自治程序。而那些在鄉村社會生活中保持著傳統威望的紳士階層,往往成為基層鄉村自治秩序的主導者,以致形成所謂皇權與紳權并行不悖的傳統中國政治結構的“雙軌制”。

  晚清政制改革在致力于建立縣鄉兩級基層行政體制的同時,試圖仿效近代日本維新變法的經驗,遵行官治與自治相輔相成、自治乃“助官治之不足”的地方自治主旨,在開掘傳統中國鄉紳自治文化的基礎上推行地方自治改革。按照清廷憲政九年籌備事項清單的安排,擬于預備憲政“第六年城鎮鄉地方自治一律成立,廳州縣地方自治則限年內粗具規模;第七年廳州縣地方自治一律成立”。不過,從各省辦理地方自治的進展情況來看,地方自治改革的推進不盡平衡,效果迴異;清廷頒行的《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1909年1月18日)和《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1910年2月6日)的施行狀況亦不理想。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的1914年2月,袁世凱下令暫緩推行地方自治。進入民國時期以來,綜合考量國內外社會政治情勢,袁世凱于1914年12月決定重啟地方自治進程,頒布《地方自治試行條例》(1914年12月29日)。此后,北洋政府先后制定《縣自治法》(1919年9月7日)、《市自治法》(1921年7月3日)和《鄉自治法》(1921年7月3日)。其后的南京國民政府亦把推行以縣(市)為自治單位的地方自治作為“訓政”時期的重點任務之一,頒布《縣組織法》(1929年6月5日公布,1930年7月7日修正)和《市組織法》(1930年5月20日)。然而,從晚清到民國的地方自治進程,始終貫徹著政府官治主導、地方自治輔之的二元化的鄉村社會治理主軸,政府官治與地方自治之間內在融合、實為一體。因之,政府始終主導著鄉村社會自治體系的構建,地方自治缺乏獨立存在的地你“不免徒具自治的虛名了”。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辟了創設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和法治發展類型的歷史新紀元,中國的鄉村治理與自治由此開啟了現代轉型發展的進程。實際上,任何一場劇烈的社會變革運動,要實現其預定的目標,不僅要從根本上改變舊的國家治理體系及其制度安排,進而創造新的國家治理體系,形成新的制度機制,而且要在新的國家治理體系及其制度依托的基礎上,致力于建構有機的鄉村社會治理秩序,釋放廣大社會民眾建設新國家與新生活的巨大社會能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生活的重心就是要在逐步實現國家制度重構的基礎上恢復秩序與建構秩序。其間,土地改革運動、貫徹婚姻法運動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等,對于基層鄉村治理新秩序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土地改革運動是初期鄉村社會生活領域中的一場偉大的革命。這一革命用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制度代替了傳統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權制度,從而實現了億萬農民“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夙愿,建立了國家還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貫徹婚姻法運動,以便確保1950年5月1日頒行的第一部婚姻法的有效執行,推動了社會關系領域的革命性變化。這場中國婚姻關系領域的深刻變革運動,以鄉村社會為重點,著力解決一些基層司法機關和區鄉、村干部干涉婚姻自由、支持落后思想和封建惡習的突出問題,建立諸如調解、巡回審判、定期訪問已處理之婚姻案件當事人、公開審判、示范審判等審理婚姻案件的基層司法機制,進行了群眾性司法斗爭,從而徹底廢除了傳統的封建家庭倫常秩序體系,建構了新型的婚姻家庭制度,為構建鄉村社會新秩序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作者簡介

姓名:公丕祥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龍)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福建11选五玩法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