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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浦劬: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的發軔初創及其啟示
2019年08月10日 14:31 來源:《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王浦劬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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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發軔和創立的歷史,是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學科的智慧源流和鑒知明鏡。以宏大歷史的視野,基于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發端和拓展的研究,可知近代中國政治學科是在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背景下發軔,在啟蒙知識分子努力以近代西學取代傳統儒家、以西方制度變革拯救民族危亡的知識努力下創建的。為此,近代中國政治學的誕生是偶然與必然、傳承與轉換、移植與選擇多重矛盾辯證作用的產物,具有特定的樣態和特征。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的發軔創立,既對于近現代中國社會政治和文明的轉換和發展具有開拓性意義,標志著中國政治思想、知識傳統和教育體系的重大轉折和突破,又必然帶有舊傳統的深刻遺痕和新學術的先天不足和缺憾。它在學科建設宗旨確定、學術思想確立、體制機制優化以及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構建等方面,對于我們今天建設一流政治學科具有多方面啟發意義。

  關鍵詞: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發軔創立;樣態特征;歷史意義;啟發價值

  作者:王浦劬,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信祝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時指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盵1]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無疑是我國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指南。

  今年適逢我國近現代政治學科發端創立120周年,當此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學科之際,站在人類文明和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高度,聯系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實現偉大復興和現代化的實際進程,系統回顧、梳理和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我國近現代政治學科百廿年發展歷史,分析提煉其中蘊含的學科發展規律,鑒識吸取學科建設的經驗教訓,對于我們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學科,無疑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一、源流與創立

  人們對于社會政治現象及其相互聯系的觀察和追究,幾乎與人類文明一樣久遠。記載文字顯示,人們在古代就仔細觀察、追究和思考社會公共生活及其權威現象,形成了關于政治現象的知識和學問,并且開設學堂,講授知識、傳播思想。在中西方政治學發展史上,人們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好奇、探究、思考和傳播,初始過程竟也十分相像,古希臘智者柏拉圖(Plato)的《理想國》及柏拉圖學院,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學》和他的呂克昂學校,孔子創仁德政治思想并以私學授業,由思考到傳授,使得這些智識者的政治思考和學識成為文明意義上的學問和學術。

  在兩千多年漫長的中西方歷史演進過程中,不同文明和政治形態的發展,對于中西方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需求,也為他們提供了不同的素材和際遇,使其形成了關于政治思想、活動和制度的不同認知,由此構建了不同的政治學問和學術。

  19世紀末,中西方政治學幾乎在同一時期成為獨立的知識體系和學科。盡管如此,中西方政治學科獨立成型的動因和背景卻迥然相異。

  在西方,發端于14世紀的啟蒙運動引發了此后的資產階級革命,造就了自由主義為主體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構成了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制度體系。及至19世紀末,近代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已然確立,盡管如此,資本主義經濟方式與生俱來的內在矛盾卻日益凸顯,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對于維護資產階級政治統治、有效化解經濟社會矛盾的作用隨之逐步突出,為此,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生活對于既有政治制度框架下的政治運行提出了更具操作性和現實性的要求,實際政治生活對于專門的研究對象、系統的知識體系、獨特的研究方法和實用的研究成果的需求,促使原本依托哲學、倫理學、法學而形成并且仍然與這些學科學術混為一體的政治知識,演化成關于政治運行和技術的專門而清晰的學科、學理、知識和方法體系,正因為如此,獨立的政治學科應運而生,18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研究院的成立,通常被認為標志著西方獨立政治學科的誕生。

  當西方政治學揖別哲學、倫理學等學科而成為獨立學科和知識體系時,中西方文明在現代化意義上,已經在社會經濟政治形態和發展時序方面形成巨大落差和時差。

  沒落腐朽的滿清王朝裹挾著中華文明急劇沉淪,而在后發和外發現代化的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覺醒的先進分子積極向西方和國外尋求拯救民族危亡的良方。甲午戰爭之前,這種關注和努力無疑大量集中于器物層面,對于西方軍事技術、工業制造技術等等的直接引進和簡單模仿,逐步釀成了近代洋務運動。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也昭示了對于西方器物簡單模仿學習而達成現代化路徑的淤塞。適如梁啟超所言,“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2]。啟蒙知識分子由此認為,先進的西方器物,固然是先進的西方技術和制造之花的果實,但是,先進的西方技術和制造之花,卻是開放在與此對應的西方制度之枝干上的,因此,欲達成先進的器物,必先達成先進的技術和制造,而欲達成先進的技術和制造,則必先達成先進的制度?!胺ㄖ盞北?,不變于中國,將變于外人?!盵3]而1898年的“戊戌維新”,正是當時先進知識分子學習西方的著眼點和著力點轉換的集中行動,維新派的變法,實則為制度變革。與此相伴的倡導新學,不過是伴隨制度導入的思想、學問和文化引進。研究表明,恰恰是這種思想、學術和文化的引進,激發了包括政治學在內的中國近代哲學社會科學的興起和發展。

  由此可見,近代中西方政治學形成獨立學科的公元紀年雖然同處一期,但是,中西方政治學在歷史遭際和實踐使命意義上的社會紀年卻迥然相異。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擺脫深重民族?;投雜諳執朊褡甯蔥說募枘炎費?,引發了對于儒家學說為主體的舊政治哲學的拋棄、對于中國政治制度變革的追求和對于現代化伴生政治形態的知識渴求,這種棄與求,既是近代中國政治學形成獨立學科的認知濫觴,也是近代中國政治學科發端和發展的實踐底色。

作者簡介

姓名:王浦劬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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