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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昊:民粹主義與腐敗的相生關系透視
2019年08月09日 14:5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祖昊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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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敗作為人類社會的通病,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存在。據不完全統計,腐敗每年造成全球損失金額為2.6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5%。近年來,隨著民粹主義在西方的興起,腐敗再一次找到施展拳腳的空間。

  在不少西方國家,盡管分權制衡、政黨輪替、新聞自由和立法、司法、行政的公開透明有助于防止濫權現象,但仍然無法徹底根除腐敗。造成腐敗的原因十分復雜,包括倫理因素、歷史因素(如早期資本主義寡頭政治作風的延續)、政治經濟因素(如裙帶資本主義)和制度因素等等。譬如美國學者Warren就認為,現代西方政治強調行為而非道德,過分關注控制腐敗的制度架構和相關公職規范,卻忽略了對人性的教化,也未能正視歷史文化傳承下來的、可能存在的腐敗基因,使得現實政治實踐缺乏遏制腐敗的有效倫理標準[1] 。因此,諸如竊盜統治(kleptocracy)、旋轉門、軟錢、政治恩惠等一系列越界行為總能避開道義譴責并憑借制度漏洞給自己編織合法外衣。就危害而言,腐敗不僅造成權力、財富、機會的不合理分配,為社會不平等埋下伏筆;同時還侵蝕了政治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代議關系,降低了民眾對公共機構和政治精英的信任。一旦民眾發現依托于制度的反腐訴求變成對自身公民權的掠奪,廣泛存在與社會領域中的“自我救贖”式的民粹心態便會應運而生。

  腐敗勾連民粹主義的“共謀”機制

  可以說,長期存在的腐敗是刺激民粹主義在西方崛起的原因之一。而善于借題發揮、制造矛盾的民粹主義政客,往往也把“腐敗”用作批判當局、賺取民意的政治投機資本。其主要做法是:首先,靈活套用“真正的人民反對腐敗精英”的二元對立框架,將自身包裝成“純潔人民的代表”、與腐敗精英保持距離的“局外人(the outsider)”,從而打消民眾的疑慮、獲得選民的好感。如在2016年美國大選時,特朗普就把自己塑造為一個“成功的商人”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家”。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也曾在選戰中聲稱自己是“一個被腐敗吞噬的政治體系的受害者”。其次,把反腐擺在競選綱領的顯位,猛烈批判現有腐敗亂象,堅決表明自己的反腐決心。比如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2010年參選時,曾把“打擊以匈牙利社會黨(曾于2002年至2010年執政)為代表的腐敗體系”作為首要目標。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則宣稱,要“抽干華盛頓特區的腐敗沼澤(Drain the swamp),讓政府再次誠實”。諸此“捍衛人民利益,捧起反腐的衣缽”的承諾,在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秘魯前總統藤森和南非前總統雅各布·祖馬等人身上都得到過一定程度的體現。

  然而現實表明,民粹主義的“反腐”通常只是蠱惑人心的“嘴上功夫”——民粹主義政客不僅無法有效打擊腐敗,反會破壞現有制度的約束力,使腐敗狀況繼續加劇。根據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近兩年的調查顯示,諸多民粹政客當權國度的清廉程度不容樂觀。例如,尼加拉瓜2018年的清廉指數(CPI)為25分,自2012年下降了4個百分點。其原因主要是(民粹主義)總統奧爾特加(Daniel Ortega)控制了該國大多數民主機構,限制了其獨立運作、監督當局的空間。美國2018年為71分,為7年來得分最低。總統特朗普曾公開表示懲治腐敗,當選后卻自食其言、不以身作則。這包括:不將治下企業交于信托公司管理,拒絕公布自己的納稅情況,聘用女婿庫什納打理白宮日常事務等等。在匈牙利,自歐爾班(Victor Orban)第二次當選總理后,其班底逐漸控制了整個國家的權力要津,靠公共財產發家致富。在歐爾班的家鄉費勒舒特,他的一名親信督建了一座可容納4000人的足球場,盡管該鎮人口總共只有1600人。在隨后的幾年中,匈牙利還陸續出現濫用歐盟資金、賄賂法官、收買稅務人員等腐敗亂象,該國的清廉指數也從2012年的55分下降至2017年的48分。另外一些被民粹主義席卷政壇的國家,如土耳其、委內瑞拉、菲律賓等的清廉指數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民粹主義導致腐敗更加嚴重

  迄今為止,一些“打著反腐旗號搞貪腐”的民粹主義(政黨、政府或政客)已經因其表里不一的做派而經受打擊、遭遇丑聞或驟然下臺(如印度的“普通人民黨”、法國國民陣線、阿根廷左翼庇隆主義政府等),另一些盡管備受爭議、搖搖欲墜,但依舊我行我素、頂風作案(如匈牙利青民盟、奧地利自由黨、意大利北方聯盟等)。問題在于,為什么民粹主義會導致腐敗更加嚴重?在血淋淋的現實面前,民粹式的腐敗為什么得以持存?對此,以下幾點是不容忽視的:

  第一,民粹主義反政治、反建制的內核破壞了遏制和懲治腐敗的制度條件。眾所周知,民粹主義政黨(政客)之所以能夠登上歷史舞臺并大行其道,與近年來自由民主和精英政治的黯弱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民粹主義的治國綱領常常帶有一種“占領國家”的沖動。僅拿“反腐”來說,民粹主義選擇的方法頗為簡單:把腐敗分子掃地出門,將權力從腐敗階層中奪走并交給“人民的代理人”控制。這里,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歐爾班治下的匈牙利。歐爾班認為,匈牙利長期受到腐敗困擾,一方面源于(以匈牙利社會黨為代表)建制派的貪婪無能,更主要的是因為自由民主的力量(如媒體、公民社會、反腐敗機構和司法等)根本不足以和腐敗相抗衡。想根除腐敗,首先要做的是推翻自由民主制度并徹底奪取權力。為此,歐爾班不遺余力地借助通過控制憲法法院、成立財政監督、修改公共建設競標規范、操控選區劃分來壯大青民盟的勢力,以低額稅收、項目批準、分配廣告的方式優待青民盟的商界、傳媒支持者。在歐爾班看來,擴大統治和養肥親信與腐敗沒有關聯:它是強化政權的必要方式,還可以避免“腐敗的建制派”獲得民心和政治資本[2] 。然而,這種“為抓耗子燒房子”的做法,一則把腐敗問題簡單化、象征化、仇恨化;二則用簡單的權力更迭替代了原先審議、定位、懲治腐敗的民主程序;三是讓無節制的擴權、濫權成為可能。非但不能封堵腐敗的漏洞,反而把口子越捅越大。更為重要的是,在拋棄制度、尋求激進作為的同時,原本足以遏制越軌行為的制度因子也“連同洗澡水被一起倒掉”。如此,“腐敗”自然成為“民粹”的一副典型面孔。

  第二,民粹主義削弱了“垂直問責”的反腐問責機制。粗略地講,西方國家的反腐問責主要依賴獨立于當局的民主監督、法律法規、行政規范和選舉。其中,“選舉”又被稱為“垂直問責(Vertical Accountability)”機制,它允許公民直接有效地獎勵或懲罰當局的所作所為,迫使當局認真對待他們的偏好,因而被視作民主制度中最主要、最重要的問責手段之一 [3]。但是,“垂直問責”的作用是有限的:首先,負面評價不會直接導致現任領導班子下臺。面對民調數字的變化,當局往往會調整議程和公關言辭而非坐以待斃;其次,身處“擬態環境”中的選民所能接觸的信息十分有限且多被刻意塑造,難以形成對當局有效判斷。而民粹主義對問責的削弱,一方面是在“占領國家”的過程中壓縮民主機構和法律法規的約束力,另一方面則是把腐敗行為和自身“固有優勢”攪在一起,借此混淆視聽、麻痹民眾。我們知道,不少民粹主義政黨(政客)打著“反腐”、“扶危救困”、“復興國家”的旗號上臺,“政績”成為掩蓋他們腐敗行為的最佳資本。如巴西左翼民粹主義總統盧拉(Lula),在2003至2011年曾領導著巴西有史以來最腐敗的內閣。但他幫助數百萬人擺脫了貧困,因而被視作巴西最受歡迎的政治家之一。此外,民粹主義往往具有強人政治的屬性,領導者可以依仗自己的威望收買人心、削弱他們的責任感甚至激發支持者的狂熱情緒,借此弱化腐敗帶來的種種困擾。2018年4月,盧拉因腐敗指控被判12年監禁。然而,盧拉的支持者卻堅持認定此次判決屬于政治迫害,甚至發起抗議運動要求放人。與此同時,身在監獄的盧拉在同年8月巴西總統大選中仍保有領先的支持率(直至被禁止參選后才有所下降)。毫無疑問,“垂直問責”要有效運轉,就必須徹底切斷與政治績效、國家利益和領導人個人魅力的勾連,但民粹主義卻反其道而行之,其結果是:公民社會的反腐認知出現嚴重分歧,民主選舉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送腐敗分子上臺的跳板。此外,即便對腐敗的追查能夠進行下去,也容易受到錯誤民意的阻遏而無端發水或陷入長期拖延。

  第三,民粹主義以“現實利益”誘使民眾寬容甚至支持腐敗。對于一些西方民眾來說,即便對腐敗深惡痛絕,或清楚地知曉當局的腐敗狀況,也會在一些特定情況下采取妥協、包庇的態度。其原因在于:競爭性代議選舉形成了以恩惠換選票的交易邏輯;選民有時把利益計算凌駕于價值評判之上,把前者視作自己投票的出發點:如果一個腐敗的政客能夠更好地駕馭環境,給選民提供更多“福祉”,那么他(她)就有被選舉上臺的機會。根據美國司法部1980—1989年和1990—1999年期間提供的數據,學者Dincer研究證實,如果一個特定社區成員被選為公職人員,即使表現出腐敗行為,也有可能安然無恙地逃脫制裁。這是因為他們可以將資源有利地分配給社區成員,而后者也會以支持他們留任作為回報[4] 。學者Pani也曾在一項研究中指出,腐敗導致了公共支出的縮水,但如果選民對公共產品需求存在一定“彈性”,就會拉低個人稅率,使公民間接地“受益于”腐敗[5]。如此,即使是理性且知情的中間選民,也可能投票支持部署相應政策的政黨。從本質上講,對腐敗的“默許”、“支持”是后冷戰時期不少西方國家、地區謀求發展的手段,同時也是全球超級資本主義失敗、大眾裙帶政治(mass clientism)崛起的產物。這種飲鴆止渴的方式的最壞結果,是讓整個國家陷入“腐敗民主化”的泥沼。而當今廣為流行的“民粹式腐敗”,則是腐敗民主化的一種極端表現:在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中,“人民”是評判、賦義事物的唯一價值根源。只要能為人民謀福、為公共利益做貢獻,任何手段方式都可以隨之合理合法化,哪怕是臭名昭著的“腐敗”也能變成可容分說的價態問題。如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就曾大言不慚地表示:“看,每個人都偷,我們也偷。但是我們偷的東西不像其他人那么多,而且我們保證會有更好的結果?!卑臀髦逃鎩皉ouba mas faz”(他們偷搶,但他們辦事)也說明了這一問題。對此,Jan-Werner Mueller教授深感憂慮:“在許多民粹主義政權中,腐敗實際上是民粹主義領導人的優勢。在他們的支持者看來,腐敗行為并不意味著傷害、虐待,相反,它是為“真正的人民”做了正確的事情。當民粹主義者實施反民主措施時,他們的支持者將這些舉措解讀為為人民生存創造機遇的必要手段,因而不會就此煩惱 ?!盵6]

  第四,民粹主義打亂了抵制腐敗的文化敘事方式。首先,民粹主義對“敵人”(即所謂的腐敗精英)的越界行為,會不留余地地加以斥責。這種斥責不局限于就事論事,而是利用“人民”偷換概念、顛倒黑白,把“精英”的所作所為不分青紅皂白地歸結為“腐敗”。例如, 2015年,巴西右翼民粹主義發動了針對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及其工人黨(Workers Party)政府的大規?!胺錘掛欏被疃?。在此之前,工人黨實施了提高最低工資、福利補助,以及精英大學引入允許貧困學生入學的溫和政策,卻被曲解為對窮人、工人階級的“賄賂”及對“真正人民”的戕害。工人黨試圖動用國家力量刺激巴西境況不佳的制造業,也被描繪為“政府干預經濟”的“腐敗形式”。相反,對于自己的腐敗,民粹主義者則不遺余力地加以包裝。如前文所述,由于民粹主義給自己的腐敗打上了“恩惠”、“公共利益”、“政治績效”的標簽,此時的“腐敗”已經不是十惡不赦的罪過:而是具有社會資源再分配、消除不平等、減稅創收的功能,或籠絡人心、激發認同、鼓勵團結的潛力。比如,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反毒品戰爭,自2016年開展以來就始終存在法外濫權、侵害公民的(腐敗)問題并飽受爭議。但杜特爾特卻利用菲律賓人民對毒品泛濫的憤恨、恐懼、焦慮、絕望,讓血腥的禁毒活動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的共鳴。據不完全統計,僅在2016—2017年,禁毒就造成了3000—12000人的死亡,但 2017年9月的一項民調顯示,88%的菲律賓人仍舊支持當局禁毒,盡管其中73%認為這是法外行為 。此外,一旦民粹式的腐敗具備了一定民意基礎,對它盲目斥責就會異化為對民主、民權、民生的排斥,等于“站在人民的對立面”。Jan-Werner Mueller教授指出:“抵抗(民粹式)腐敗……通常是無效的,這實際上幫了民粹主義者。因為他們可以對支持者說:‘你看,他們在恨我們。 ’”由此可見,無論從正面還是反面,民粹主義總能以“人民的名義”來把握先機。如此,在同民粹主義的話語斗爭中,“何為腐敗,是否腐敗”的道德評判根基開始瓦解,而“堅持清廉守正、反對貪贓枉法”的價值精髓,也不可避免地滑入一個難以逆轉的拐點。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一方面,腐敗是催發民粹主義崛起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民粹主義反過來也是腐敗加劇的重要推手。二者之間之所以能夠相促相生,和民粹主義搞裙帶、反建制以及一元化(即“以民為粹”)的敘事策略有密不可分的聯系。與傳統意義上的腐敗相比,“民粹式腐敗”的危險性在于:民主秩序的動搖給更大更多的腐敗打開了大門,導致反腐治理形勢越發嚴峻;“為公共利益而貪腐”的畸形話語破壞了固有的民主價值觀,反腐抗爭的道德根據和文化基礎正在變得蒼白無力;現實利益影響了人們對不良政策的看法,唆使其向出價最高的競標者投降;問責制度的弱化又讓竊國者憑借模糊的民意而瞞天過海,甚至助長他們“我偷我作為”的黑幫作風和“多偷一天算一天”的賭徒心態。一旦二者進入長期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腐敗”將超越“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的一般意義,成為屠戮民主乃至整個西方文明的劊子手。

 注釋:

   [1] Mark E. Warren: What Does Corruption Mean in a Democra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8, No. 2, April 2004, Pp. 330–332.

  [2] See Arch Puddington: Breaking Down Democracy: Goal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Modern Authoritarians. Published by www.freedomhouse.org, 2017, Pp. 35-39.

  [3] Love & Windsor: Populism and Popular Support: Vertical Accountability, Exogenous Events, and Leader Discourse in Venezuela.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71, Issue 3, 2018. p. 532.

  [4] Dimant & Tosato: Causes and Effects of Corruption: What has Past Decade’s Research Taught us? MPRA Paper, No. 76445, posted 28 January 2017. p. 4.

  [5] Marco Pani: Hold your Nose and Vote: Corruption and Public Decisions in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Public Choice, July 2011, Volume 148, Issue 1-2. p. 163.

  [6] https://www.vox.com/2018/3/29/17113926/trump-corruption-cronyism-populism-europe-democracy

  [7] Bonn Juego: Duterte-le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and Its Liberal-democratic roots. Asia Maior, XXVIII/2017. p. 135.

  [8] https://www.vox.com/2018/3/29/17113926/trump-corruption-cronyism-populism-europe-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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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祖昊 工作單位: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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